10​(文/STCACTUSKT高毓柠

三:“细菌军团耗子兵,遍地冤魂数不清”

半个多世纪以来,总有一些声音认为关东军在满洲731等部队所做的事情是“客观推动医疗卫生事业”,这种为侵略张目的论调本身就很可疑和不客观。

日本趁中国处在分裂动荡时期,趁火打劫、长驱直入。没有任何人请他们来满洲,日本当时完全是出于为自己攫取利益的打算,才在满洲处心积虑的经营,步步为营的算计;甚至在战争出现颓势,还有一部分顽固分子奉行想放弃本土,干脆保住满洲的“大陆政策”;立足满洲、侵略中国一直就是日本当时的国策。

每个日军的单位都是相互配合,政策也是一环扣一环,在侵华行动中各司其职,谁也不会落下。

有一张1934年(昭和9年)5月8日的表彰名单(为一份文件中的一页),位于“赏赐名簿卷8”,表彰理由为“一家多人服兵役”。石井四郎家赫然在列,我们提到石井家除了长兄阵亡,剩下三兄弟都在满洲发展事业,“在为帝国效忠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奠定日军细菌战理论基础的“石井的投名状”就是1939年(昭和14年)的诺门罕(也有资料翻译成“诺门坎”)战役,我们知道日军吃亏吃大了,但却深深的明白了细菌战的威力,“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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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收缴苏军装甲车时情绪高涨的日军合影,大家喊着万岁,这也是一种宣传需要吧?因为他们要给腹泻的战友们鼓舞打气。以自食其果的代价,日军知道了细菌武器是“物美价廉产量高”的。全军达成共识,为石井部队的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516部队(关东军化学部)是731的一朵魔鬼姐妹花。516部队主要从事化学武器和毒气研究,也负责为731部队做“废料销毁”工作。据前516队员的证言,每次至少要处理掉几十名没有利用价值的“圆木”,他们有的经过多次冻伤实验,手脚都烂了,甚至四肢被截肢,剩下的残肢如同海豹般短小;有的经过断食实验,极度消瘦的腿就像手腕一样细;有的发着恶臭,因为感染了各种病菌......每次都用不同浓度的各种毒气,一边杀死圆木一边借此“计算研究数据”。从516借调来帮忙的工作人员每次都颇有微词,“真是不像话,炉子不够用了吗?又让我们善后!”原516部队成员说,在被各种“研究”折磨成不成人形的最后,让圆木尽快死亡,不如说是种“好意”。

我们知道,日本当时对日内瓦公约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而受到制约的化学武器行为,恰好来自日本的“良师益友”纳粹德国。石井四郎曾经有过在德国交流学习的经验,也在工作中应用了德国进口的先进设备。战后,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自己辩护,说是“政治行为”,那么石井四郎等人则无法自辩,因为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的罪行。石井四郎的滤水机和自动压力细菌培养皿等仪器引来不少医疗器械公司抢着谈合作,他本人也因研发技术而名利双收,富得流油。这些所谓的“医疗卫生技术成果”是建立在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的血肉之上的。

著名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著作『恶魔的饱食』中也曾经有过相关叙述。根据中译本现摘录如下:

『“以两天三个人”的速度“消费”“马鲁太”(日文写作“丸木”,读音マルタ,“圆木”之意,此为音译,也有很多文艺作品中音译为“马路大”,笔者注)的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笔者的想象。

执笔记录日本人加害其他民族的实录,是一件心情十分沉重的作业。

在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是日本人在37年前(战后作家森村诚一执笔写作的时间,笔者注)亲手进行的,这是事实。这些实验的内容是多么惨无人道,我们无法把自己的视线从那些由知识分子(医学工作者、研究人员)带头搞的这些残酷的事实上移开。』

同样是森村诚一的这本著作里,还有如下描述:

『......为了慎重起见,现再把同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原菌研究部长笠原四郎博士的对话附在后面:‘你为什么到这支部队来?’‘我是受石井的邀请而来的。因为我是研究过滤性病毒的权威。’‘所谓猴,是什么样的猴?’‘噢,别太刁难我啦,这种问题去问军人吧!’”......』

如果大家今后看到有关“满洲猴”的医学实验数据,千万不要被蒙蔽,中国东北并没有什么“满洲猴”。这是731部队为了隐秘而制造的暗语,满洲猴和圆木一样都是指代用来做“研究”的无辜中国人。

如上集所言,笔者无意用残酷猎奇的描写吸引眼球,直接或间接死于细菌、化学武器的平民已经足够悲惨,实在不忍心去渲染他们的遭遇。文字早已无法描述这些非人的兽行。

在这里我们仍然只用简单的事实陈述和部分证人证言来举例说明,在华战争后期,以石井部队为代表的日军单位是怎么高效率研发杀人武器的。

很多人作证说,某些所谓研究本不必进行,根据当时的医疗水平已经知道的某些事情,如果强行进行试验,完全属于杀人取乐的性质。

首先,根据现代医学界和社会伦理来讲,接受医学、药理学研究项目的受试者必须是知情、自愿的,除了某些志愿者,大多数受试者可以得到报酬;被实验者理论上都是健康的成年人,满足没有病史、生活正常等要求,绝不会在新生儿、未成年人、孕妇和老人之间进行破坏性和伤害性的医学病理学实验。最关键的是任何一家医院或药厂都没资格把人从街上拉来,剥夺自由,像小白鼠一样进行“研究”,最终剥夺生命;正规学界是连杀死实验动物都要符合动物保护协会的要求的(使用动物试验有必要且必须,但也不能残忍的虐待)。把人不当人的所谓研究,不是医学,这就是赤裸裸的杀人。

1:由于作为野战卫生部门,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打仗。石井部队大力开发有关血液制品如血清、代用血浆和成分血制备等项目。但那时人类已经意识到异体、异种之间输血会产生排斥反应,严重的可以致死。

但石井部队不死心,什么办法都在“圆木”身上尝试一番。

他们贯彻战时“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声称“日本民族最优秀,别国都不如日本、都是低等民族,”基于这类狂妄的认识,其他民族的战俘和平民落在731手里,就是一段“圆木”,可以切割、可以烧掉,可以为所欲为,只要“老头子”石井四郎认为需要做什么项目,就拿来派什么用场。比较强壮的人被选出来,抽血制作供疫苗研究的血清;并且在开发代用血浆时,尝试了各种材料;例如用酒精当血浆给人输入,不用说,必然是急性酒精中毒死亡。酒精不行,石井部队尝试用灭菌的海水,给人一次输2公升起步。由于盐分过高,人出现“代谢紊乱”而死亡。谁都知道的事,可是石井部队在故意折磨人。医学界早已了解人类至少有ABO血型等系统,不同血型间互相输血很危险;但731部队不仅在不同血型的人之间进行输血试验,还把马血输入人体,再开心地观察这些可怜的人是怎么发生排斥反应后身亡的。当时关东军的教育思想是:一旦被抓的人肯定是反日的,无论如何都有罪,只是他们不承认;杀死战俘和圆木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放任反日分子活下去会对日本人报仇。所以尽量利用“圆木”的肉体“为科学服务”,就是等于让他们做最后的贡献!

在战争中,由于群体被洗脑、陷入疯狂,每一个人的作用都显得微不足道,但叠加在一起,是具有极大破坏性的。这不是纳粹“平庸的恶”,而是在某种大环境下,自觉主动的作恶!

2:给鼠疫传染患者输入次氯酸钠(漂白剂原料,具有较强腐蚀性,能灼伤人体,烧坏组织),作为“盐分摄入实验”来观察,这种物质根本不是药物,也不是有个“钠”字就能跟食盐一样对待,该物质具有杀菌消毒漂白等强氧化作用,就算使用稀释溶液也要戴护目镜和手套等;输入次氯酸钠后,“圆木”们的血管都烧坏了,吸收的强碱性物质很快让他们致死。这类实验纯属想要“尽快处理掉用完了的圆木”,战后有人这样承认道。

3:上集提到,一旦感染病原体,就连自己人也要被当成“圆木”被研究。石井四郎等人六亲不认,还认为这叫做“物尽其用”。

原731老兵篠塚良雄曾无比痛心地在著作里回忆过“发小”平川三雄的惨死。篠塚良雄和平川三雄都曾是“少年队”的成员。平川不慎感染了鼠疫,得不到治疗,被脱成全裸固定在手术台上,享受和普通“圆木”相同的待遇。

篠塚和平川也是千叶县出身,自16岁入伍后,因为在满洲比日本本土吃得好、又和伙伴一起,这些少年并不是那么想家的。篠塚的任务是平常给“圆木”手术之前做准备,清洗身体(不光是手术实施者需要严格消毒,被手术者也要进行清洗、剃去毛发和体表消毒);他回忆说,“我尽量不去面对他们的脸。也有人在临死前拼尽全力骂我是鬼子。”经过了少年队的训练,被编入第四部第一课(细菌培养课)柄泽十三夫下面的“柄泽班”;面对异族囚徒,篠塚良雄觉得当年是被逼无奈执行任务。但当这一切降临到平川的头上,篠塚受不了,想躲开,但仍被要求参加手术工作,来打下手。吓哭了的平川在不停挣扎,虽因为鼠疫变得很虚弱,知道自己死到临头,平川的惨叫穿透了整座楼。

篠塚回忆说,“我想起入伍时,平川的母亲往我手里放了一块小点心,对我说,要和三雄好好相处啊!一块经历的生活漩涡般在脑海里涌现......平川在呼救,我想伸手去拿止血剂,这时大山少佐下了命令......江川技师递过来手术刀,......”徒劳呼救、挣扎也没用的平川三雄被自己人杀害了。好友被当着自己的面开膛,让篠塚对日本帝国陆军的做法产生了怀疑。战争时期杀害占领国的俘虏也许振振有词,但本国士兵也变成牺牲品,这已经令人觉得匪夷所思,说731部队是魔鬼军队,一点都不夸张。调离731后,篠塚良雄后来以“军属”(日本旧军队的“军属”和其他国家现代意义上“军人之配偶家属”含义不同,日本“军属”包括军队技术士官、聘用生活服务类职工、部分文职人员以及随军神职人员等)身份被重新征收入伍,在125师团等处辗转服役,战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回日本后,他做了地方小公务员直到退休,并一直在反省和谢罪,成为反战活动家;2007年(平成19年)曾到哈尔滨谢罪。直到2014年(平成26年)去世前,篠塚良雄都在坚持宣传反战,宣传有关731部队的事实。

出于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和某些罪行产生联系,一般都会竭力否认自己在场或者实施过;既然事情过去几十年,更是不会被起诉,也没有必要用“手上有人命”来炒作、沽名钓誉;在这种情况下篠塚良雄主动承认自己在死亡现场,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样也能说明,某些人一再否认731部队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看来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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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图是“苏满边境发生传染病一览”的表格,藏于“国立公文书馆”,属于旧日本陆军省的文件。关东军的相关部门详细统计了前苏联和“满洲国”边境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传染病,并寻找规律,总结经验,您没看错,是“总结经验”!哪种疫病流行快,致死率高,都是将来可以重复利用的“经验”。

4:除了用细菌武器,还有最经典的“涉毒活动”,日军自己喊着戒毒口号,私下制毒贩毒,残害占领区人民的健康。

“贼喊捉贼”,是关东军一贯奉行的作风。早在1934年(昭和9年),在热河就有管理鸦片的“临时禁烟指导局”。看起来这是管理毒品问题的机构吧?它除了禁止日本人使用鸦片,却在民间偷偷进行鸦片交易,给大烟馆供货,引诱中国人染上毒瘾。在各个日本势力渗透的地区,日军修建了很多工程和要塞;诱骗中国劳工时也利用鸦片,让他们丧失反抗意识,一批一批被折磨死;失去劳动能力倒不可惜,关东军觉得可以源源不断的欺骗和诱拐中国人来做苦力。这些可怜的人最后的下场通常都在“万人坑”。当时的日军主导思想是尽力“鸠占鹊巢”和“满蒙拓殖”,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劳工们被视如草芥,死不足惜;当时的看法是“中国人多”,所以尽量利用之,打压之,消灭之。其实,日方主要是害怕,因为中国人多,不屈服的人最多!

四:“筹措经费团团转,遍地开花连锁店;”

我们提到,在1942年(昭和17年)5月开始直到8月,日军为了破坏衢州机场,在“浙赣作战”中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而在整个江浙沪赣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则开始得更早。当时鼠疫、霍乱流行,卫生条件又差,感染者基本只有死路一条。那时街上一般的中医和中药铺用古代的药方救治霍乱患者,收效甚微;由于该病发展极其迅猛,如果不进行输液和口服补液,只能等死。民间中医出诊后回家病死的也不是没有。政府请了国外的细菌学者带领人们隔离疏散等等,但为时已晚。有些勉强躲过了传染病的人,因整条街道“隔离消毒”之要求,民房整排被烧毁,群众疏散至山里。这种所谓防疫工作,就是让一群人病死,让另一群人穷死、饿死。(抗生素等药物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且青霉素等药物也刚刚登上历史舞台。)霍乱患者每天剧烈腹泻,肠道黏膜受损,细菌毒性物质随血液循环到人体各处,很多人几天内就像老了很多岁一样干干瘪瘪,由于电解质代谢紊乱和败血症而死。有的人基本一家被灭门。不光是死在手术台的圆木们,直接间接的致死致残者,不计其数;细菌战的始作俑者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们,欠下了累累血债。

日军为掩人耳目,在投放病原体时经常变装,比如穿上中国人的平民服装,甚至还有国军的军服。如果投毒,身穿日军文职军人的“国防色军服”(和陆军军服稍有不同,为偏绿的深卡其色),群众是不会接受那些可疑的食物的。每次行动乔装改扮,由汉奸、投降派“打前站”,731可谓费尽心思。很多日本军人绝不仅是一介武夫,他们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对中国的调研和分化瓦解工作,例如关东军现存文书里面,从蒙古族聚居区的各旗人丁户口,一直到蒙古马奶酒的营养成分分析;从“蒙民生活家畜所有情况”到蒙古族人胃结石病高发的情况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一旦把握了满蒙地区人民的生活现状,就可以“有的放矢”,加害之,破坏之,进而为统治全中国打好基础。没错,上集提到,细菌部队有好几家分店呢!而浙江金华等地因“炭疽”后遗症,活着的大半生一直下肢溃烂,在湿润的天气里生不如死的战争幸存者们,一直到耄耋之年都没打赢对日索赔的官司。很多人当时死亡,而他们的遗属大多致残,终生不能劳动,在村里也被边缘化,用“艰难困苦”这样的词语根本不能概括他们的创伤。绝大多数受害者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别说经济赔偿,连官方致歉都没有。常德(当时湖南常德县)在1941年(昭和16年)11月4日起,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佐少佐等人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常德关庙街、烧鹅巷一带上空投下陶罐状跳蚤、老鼠炸弹。这是内部包着棉絮、谷糠、鼠疫菌中间宿主的731“拳头产品”。(笔者在上集提到过这款“陶罐炸弹”,请记住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今后它还会出现。)棉絮和谷糠等是填充炮弹用的,为了保护里面的跳蚤老鼠不会直接被炸死。常德和桃源县受波及最重,幸存者说街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厕一样难闻,到处都是排泄物和死人。日方总结时居然说“成绩不是太理想”。常德细菌战的受害者代表们至今也一样,连一句道歉也没得到。

战后,在很多场合,日方都不承认有过细菌战行为。

我们从日军自己的文件寻找旁证。这是1938年(昭和13年)2月的“腺疫血清交付文书”,腺疫是指“鼻疽病”,属于牛马等牲畜的传染病。细菌战中,日军一边给自己的军马打疫苗,一边给中国人民饲养的牲畜传播疾病。尤其阴险的是,日军把感染疫病的牛马故意遗弃在野外,中国、蒙古和苏联的农牧民在放牧时,会把无主的牲畜拉回家。很多人本来就已经被夺走财产,他们还以为发了一笔小财,殊不知是一场飞来横祸。穷困潦倒的边境人民的家畜接连死亡,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早在731部队正式组建之前,防疫班就“预料”到有人类和牲畜的疫病将要爆发。这当然不是所谓第六感和心灵感应,是有预谋的战争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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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期间,731部队一直“精打细算”,但架不住战争造成的物价飞涨。在1940年(昭和15年)9月30日的一份文书里面,以石井四郎本人名义亲自向东条英机提出申请;“购买琼脂粉”(日文写作“寒天”,为提取自海藻的多糖物质,加水成胶状或有弹性的固体,用途广泛,是果冻、布丁、软糖和减肥食品等等的原料;另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用作细菌培养基);每一笔731部队的经费都是高层直接过问、批示的。文书原件页数很多,限于篇幅我们只展示其中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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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说明要采购某两种琼脂粉和其他耗材,以千克和克计量;由于加水后可以制造很多“石井的果冻布丁”,且每份琼脂培养基可以重复利用三次左右;大家可以估算,这么多琼脂可以培养多少病原体,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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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基准价格有关文件”,全文共16页,我们只引用一页。)

超出预算,石井部队也要一点一点争取“政策倾斜”。这是申请经费的明细表的封面,从琼脂到人工费和包装纸袋的金额都一一列出,看起来石井四郎对于工作很执着,这对于单位能带来成绩,对于被占领的中国人民可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尽管参谋本部“大力扶植”731的产业,这次采购计划超出预算,翌年(1941年、昭和16年)1月9日,辗转了一圈,许可才再次批下来。(1940年12月24日石井再次提出申请,可能是日本国内经济条件太差?)总之,养不起细菌,怎么支持“大东亚战争”?怎么养得起军队和日本国民?所以尽可能破坏中国的人民健康、经济生产、自然环境就是“细菌将军”的重任!

“搞什么官僚主义?我的鼠疫菌都快饿死了!”石井四郎终于接上了几乎断裂的资金链。731部队是参谋本部的“嫡系后代”,最后还是对他们有求必应的。军中全都知道,731部队和出名的海军大和舰的伙食标准一样好(有时更好,731毕竟在满洲陆地上,更方便得到物资),为了养活细菌,需要不少糖分和蛋白质等有营养的东西。当时日本国内号召“支援前线”,而731部队每星期要象征性的吃一顿“忆苦饭”。说是“不忘本土之艰辛”,吃一顿掺一些大豆的蒸干饭。多数731队员被惯坏了,把豆子挑出来,只吃大米。而饱受压榨的满洲人民吃的是难以下咽的“橡子面”,饿得浮肿,弄来一顿玉米面都像过节了。防疫部门早在背荫河时期,因为隶属于五常县(现为五常市),那是至今以盛产大米驰名的地方,中国人一粒米都吃不上,731的嘴却越吃越刁。培养细菌的军队,本身就像一群饕餮的病原体,贪婪的吞噬着中国人的血肉。有人证言,很多岁数不大的731队员早早的发福,军裤都要定制了。天寒地冻的满洲,很多“圆木”、婴儿在冰水甚至液氮下被冻伤冻死,负责摄像和观测的731队员们在一墙之隔,坐在暖气边上,用皮帽子、皮手套把自己武装起来;这个过程要持续一会儿,有些年轻队员嫌无聊时,把汽水冻成棒冰,再敲碎瓶子慢慢啃。

由于部队内部派系之争,石井四郎于1942年(昭和17年)8月1日离开731,调任山西太原的第一军军医部长,1943年(昭和18年)8月和陆军军医学校暂时回东京工作,1945年(昭和20年)3月回到满洲731防疫给水部,仍为部长。这期间731的部队长官是北野政次。1945年5月,731部队更名为“满洲第25202部队”。调任山西不算是降职,只是石井太“能干”了,又懒得溜须拍马而已。

如前所述,石井的挚爱是各种病原体,他不爱“娱乐”,对慰安妇们和“花魁”最大的兴趣,居然是为其“体检”。

不用说,他指导手下在很多女性圆木身上培养和提取大量的梅毒、淋病、滴虫等病原体,热情高涨的投入到各项试验里。石井等人不带着“有色眼镜”(引申意义,色情之意)看待女囚,731的罪行比电影要残酷千万倍。

很多影视剧和文艺作品出于普通人的想像,以为731成员也会在女性圆木身上“找乐子”,事实上没有必要。首先,如上所述,731部队管理很严格,曾经有一位队员猥亵女性圆木(囚徒洗澡都是受监视的,在淋浴室触摸女囚就是严重违规),受到提前转业、遣送回国的处分。当时日本国内大学毕业生起薪约30日元(旧币值),算是高薪(具体金额很多学者说法不一),731的没学历的普通员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25元“危险津贴”和其他补助(吃得好也等于一种补助),如果在密闭囚室进行细菌喷雾作业,每人次发放高危补助50日元;这种“出人头地”的待遇谁能为了“一时之快”而放弃呢?其次,“人性化管理某种需求;”731的已婚成员可以带配偶一起生活,部队就像现代一样给很多军人配偶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娱乐场所和“慰安所”,731以课为单位在放假时,组织“集体活动”。在“外出娱乐”时,每个课都会发放当时最先进的“计生用品”,这倒不是担心“意外怀孕”,而是为了不感染性病,要记得石井部队的重任之一就是军队的性病防治工作,对自己人的卫生意识和军纪确实抓得很紧。

民间传言石井喜欢寻欢作乐,而被调到山西,这是不了解日军的作战目的。战争打到后来,日本开始捉襟见肘,石井四郎鼓吹的“经济实惠”的细菌武器被大批量使用,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日本为了节省军费,在使用物美价廉的耗子部队。

北野政次也是一员猛将,高效地带动部队开展工作;而石井四郎所到之处,如同死神收割过的荒原,尸横遍野,生灵涂炭。

五:“秋后算账我不怕,学霸不上绞刑架,”

如果要罗列731的罪行,写一本书都不够描述。日军一直拉长战线,最后把自己赔了进去。在损失几乎大半精锐的情况下,顽固派仍不打算求和;高层的意思是“以全日本之国力,打出和谈的筹码”,但事与愿违。

在战争结束前夕,一贯瞻前顾后、明哲保身的苏联终于惺惺作态的“对日宣战”,苏联高层的爱好是“国内搞清洗,国外占便宜”,看到战后可能有利可图,苏联终于出手。日本为迷惑苏军,将关东军各单位所剩无几的力量向边境集结,并定期给人员放假,让军人和职工进城“休闲娱乐”,暗地里则蠢蠢欲动,一边“佯攻”,一边准备撤退。在“处理”剩下的圆木时,一个活口不留,无比“坚决果断”,但面对研究成果,石井四郎却变得优柔寡断,怎么也舍不得他的数据、胶卷和幻灯片,以及大批的各种标本。上集提到,身为“知识分子”的石井忍痛炸毁器官组织标本,来不及毁掉的就砸了深埋。满洲民间流传“日本如同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但鸡飞狗跳的同时,731部队等细菌战单位不忘自己的职责,坚持为帝国“站好最后一班岗”!曾经彻夜灯火通明的731部队建筑被炸毁,由于曾一厢情愿地把满洲当成万年基业,这些楼修得太坚固了,还留有一些废墟,现在作为日军侵华罪证供人凭吊。

10​(731焚化室的燃烧炉和烟囱遗址。)

战后在清理这些魔窟残骸时,仅仅焚烧过的人骨残渣就装了三卡车,这还不包括制成标本、扔进江里的及埋尸荒野的那些人。因为失去石井四郎“关爱”的老鼠跳蚤等,变成无主的宠物。它们被有意识的“释放”,在平房地区带菌繁殖;直到日本投降的第二年(1946年、昭和21年),黑龙江有至少22个县市被鼠疫等传染病感染。至于带有菌种的污水,直接排到周围河流,下游不少群众受害。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明白过来,又是日本人告别留下的纪念品。

在国际上,细菌战一开始就来路不正,师出无名。在日本军部高层也是谁都知道的事儿,揣着明白装糊涂。石井四郎见大势已去,又用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对下属训话:“诸君要为帝国保住加茂部队的秘密!回日本也不允许透露自己在731部队工作过。不要担任公职(指参加竞选任政府官员),一定要把在满洲的经历带进坟墓。回去也不许互相联系!一定谨记,不要做俘虏!”就像同时期的德国纳粹军官所做的一样,石井给大家发了分量十足的氰化物。有些人听信了“被俘就要变成敌方的圆木、玩物”的说法,宁可不登上经过朝鲜的国际列车,也得毒死配偶和子女再说。也有的人思想灵活,赶紧把中国大米和白糖等等打包,在列车开出中国时,沿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就是说每到一站就端着枪下去抢点鸡鸭和菜。躲过一路围追堵截的731原成员受不了丧家之犬的生活,有的陆续轻生。一群散兵游勇逃到朝鲜,有的好歹混进赴日的轮船,有的被中方或苏方俘虏。原731普通的中下级军人就是这样树倒猢狲散,一下子成了最不风光的人。被俘的人在抚顺战犯管理看守所等地都说日子过得不错,看守吃的是玉米面,省下白面给战俘吃,从不虐待战犯;说自尽的人白死了。要知道很多中国干部都和日本军队有着血海深仇,但还要从大局出发,对战犯高风亮节;战犯当中不少人被感化,利用学到的技术积极为中国工作。

有的消息灵通人士听说“老头子”石井已经亡故,在老家还举行了葬礼。加茂郡的乡亲没有能够瞻仰遗容,说是在满洲操劳而死,经长途运输、有碍观瞻。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认为这也太巧了吧?经过一番侦查,发现石井在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苏军攻打满洲开始,就行踪不明。而那时他的部下们还在老老实实的在满洲做善后工作。也有的学者说,分批逃走的日军在8月16日的国际列车上看到石井给金泽大学的人分发资料。

石井四郎毕竟是一名“军人学霸”,他有反侦查的能力,也有加茂小资产者讨价还价的本能。有很多“死心眼”军人拔刀殉国,人称剃须刀的东条英机饮弹自尽,没死成,还得受审判。石井四郎自认自己与众不同,决不能和搞政治的一起去“浪费生命”。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跟日本打了多年交道。他深深怀疑石井的死亡,最后情报部门终于在东京新宿一间小旅馆摸排到一位嫌疑者,经过查证,确实就是“假出殡”的石井四郎,他伪装成旅馆掌柜的,还好好的活着呢。人称“讲究卫生的高个子老头”,腰板笔直,很有文化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群众”。

1946年(昭和21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石井四郎接受了美国细菌战专家汤姆森的审讯。其实这是一场“经验交流”。甚至在质询过程中,石井说,“别老是随便来找我!我都神经衰弱了!”有本事才有这种底气,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发现在可以利用石井的知识技术和战后的赤色势力抗衡。在各国新的博弈当中,刚打赢了德意日,就各自扒拉起自己的算盘来,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后来,我们称其为冷战。石井的部下內藤良一代表其和盟军谈判。而另一位部下石川 太刀雄(いしかわ たちお,有多个别名,又称石川太刀雄丸等)替石井保管8000多张幻灯片,石川也很有出息,曾发现“流行性出血热”这种病。石川就是金泽大学出来的,而石井少年时上的是金泽四高(医学预科、高专),之后才去京都帝国大学。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查尔斯安德鲁威乐比(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是外号“反赤威乐比”的积极人物,他原籍德国海德堡,使用母亲的姓氏,和日籍女性再婚,对日本抱有好感。威乐比和石井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也认为利用细菌战武器遏制赤色力量是最好不过的。战后,威乐比积极推动建立了CIA(中央情报局)。石井是个能人,能跟他对阵的也都是名将。

石井四郎当初自己溜走,后来可能也是觉得说不过去,他用研究资料和技术当筹码,说可以提供给美方,前提是731原成员都不被起诉。狡猾的石井还透露,“苏联也很感兴趣,你们谁出个好价钱?”苏联确实一直在拜访石井,希望套出话来。

于是历史上最不公平最不可思议的审判发生了。犯罪嫌疑人反而咄咄逼人、趾高气扬,执法者们居然被牵着鼻子走。有关细菌战的审讯环节,有个澳洲法官刚说了十几分钟,话题就被岔开;在审讯过程中,再也没有人提出有关细菌战的诉讼主张。东京审判是大国之间的较量,中国在其中被美苏等势力挤兑和背叛。而由于历史原因,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战场和中国有极大关系,中国受害最重;只能韬光养晦,强大自己。

石井四郎一直对GHQ长官说,日本是为了自保才开发细菌战的。而美国当时的细菌学流行病学等研究落后日本至少8到10年的水平,面对石井手握的材料,实在是心里痒痒,垂涎三尺。

东京审判后,A级(甲级)战犯里面只有7人被判绞刑,而石井四郎中将这种不爱同胞爱细菌的军官,暗暗庆幸换了个主子,又有人赞助他养细菌了。

曾经号称能“一个小试管杀死一个团”的细菌战头子,看似老老实实的旅馆老板,守着他的小生意;事实上石井已经接到了美方大手笔的投资。不久,石井开了医院,还声称“皈依基督教”(因传统原因,石井从小算是目莲宗佛教徒),常常给周围人义诊。石井晚年没闲着,他下令原部下“不许相互联系”,自己的回忆录对细菌战也只字不提。整个日本国的媒体都让群众觉得既然受过东京审判,这事就可以翻篇了。石井武器是美军的福音。当朝鲜战争打响,很多看起来很傻的陶罐碎片从天而降,还有成团的破棉絮裹着跳蚤和老鼠,有经验的军人知道,那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出现了。尽管脱了军装,很多旧日本陆军成员在秘密状态下继续为美效力。有人说石井亲赴朝鲜前线指导工作,“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没有得到证实,但得到证实的是不少资料被送到美国,为此美方拨款,并给了石井一栋楼供他研究用。

根据多方资料,原731成员约有79人(或称80人)战后在各界活跃,名利双收。石井四郎的战友北野政次中将在战后继续研究血清、血液制品运输技术等,并向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提供技术援助。

很多原731干部本身就是有高级职称高学历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他们在各大医院都是香饽饽,很多高校也争着要。有的尽管在苏联服过刑,回国并不丢人,仍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原100部队长官若松有次郎也在为朝鲜战争出力,朝鲜上空降下的黑蝇、跳蚤和壁虱是大多朝鲜人没见过的物种。

11​图右为“宇治细菌弹”,有多种型号,几经改进,性能优越。

说是不许互相联络,但为了共同发展,很多原731成员都没听话。1950年(昭和25年)11月20日,冈野清豪(政治家、银行家)联手原731成员內藤良一、北野政次、二木秀雄等人成立日本最初的“血液银行”。石川太刀雄则是公司股东之一。另外二木秀雄,生于1908年(明治41年),死于1992年(平成4年)9月18日,是个有经济头脑的医学专家,请不要和“二木秀夫”搞混;后者是政治家,因为这两人名字读音相同,可能由于翻译错误(都是ひでお),后来国内很多资料引用了错误的写法。二木秀雄出身石川县金泽市,是731第一部第十一课结核班的班长。二木秀夫是1930年(昭和5年)7月1日出生于山口县宇部市,从政,至今健在。很多网络引用资料不够严谨,希望大家不要“恨错了人。”1964年(昭和39年)8月28日,血液银行更名为绿十字株式会社,并上市(和韩国和台湾的绿十字不是同一家企业)。现代的日本绿十字已经并购改组成为“田边三菱制药”,在业内一直是佼佼者。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原731普通成员则失去了在满洲工作的工龄(部队履历被销毁,国家不承认),失去了专业技术资格,哪里都不承认他们受过的教育培训。很多人回家还是务农或打工,因为没有学历。731是魔窟,吞噬着中国人的生命,甚至也吞噬了自己人的青春。

石井四郎“审时度势”,但有些罪行不是“忏悔”就能一笔勾销的。宗教也许让他心理平衡,但不能为那么多的受害者申冤。当中华大地上因为细菌武器生不如死的人们在呻吟时,上帝在忙什么呢?当无辜的人在流离失所,上帝是休假去了吗?在石井四郎的认识里,也许宗教和杀人并行不悖,因为石井从来觉得别人都不如他有价值。

石井四郎后来还在东京新宿区“安度晚年”。1959年(昭和34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在国立东京第一医院因喉癌死亡。如果真有上帝,一定会满足石井四郎的愿望。让他和细菌作伴,而不是“上天堂”。

石井四郎和他的细菌部队永远停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他们给现在的人类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这是一件无价的反面教材。731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对自己的同类有多残酷,为了私利能有多不择手段。

有人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我们的确不会忘记发生在松花江畔那场血色的梦魇,在某些民族极端主义抬头的今天,很多人仍然在用老一套的语言蛊惑信徒。“争取生存空间、假想被迫害和虐待”等等套路,从来都不是新鲜事物。遏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是要把战争提上日程,而是努力发展我们的民族实力,让别人不敢挑衅,才能实现亚太地区长期的和平。

地狱的门背后是蠢蠢欲动的狭隘民粹主义者和法西斯信徒,如果不想让他们逃出来作恶的话,请记住那段历史,记住石井四郎这个名字,记住这个血写的数字--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