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丫丫丫 原文地址：medium.com
译者：vickishu365、LuluLeeeeeeee、cinderella2100、白帝舞剑行、冰牙凉凉、Breathlessu、Ellena
晃动开始的时候，朱里奥·塞尔瓦吉（Giulio Selvaggi）还在睡觉。那是2009年4月5日的夜里，这名意大利国家地震中心主任在罗马工作到深夜才回家睡觉。
塞尔瓦吉从床的晃动程度就能判断出地震很强烈——但距离并不近。如果你身处大地震的震中附近，那种感觉就像你是爆米花机里的一颗玉米粒。但如果你离震中很远，在震波冲击到你的时候，前后晃动就比较缓慢、稳定。
塞尔瓦吉从床上跳起来，查看了一下电话，没有收到任何信息。他急忙冲向客厅，一边给办公室打电话。
他问：“地震在哪里？”
那边回答：“拉奎拉，5.8级。”
（后来震级认定为6.2级。）
塞尔瓦吉的第一个念头是：还好不是7级地震。像拉奎拉这样坐落在高山里的中世纪小镇，若是发生以此为震中的7级地震，将会夺走上万条生命。
* * *
拉奎拉距离罗马70英里，当地居民朱思提诺·帕里西（Giustino Parisse）已经被震醒两次。第二次晃动来袭是在凌晨12:39，当时全家都被惊醒了。帕里西今年50岁，在拉奎拉第二大报社中心做记者。他起床查看家里的情况，在走廊碰到他年幼的儿子。
17岁的多梅尼科焦躁不安地说：“地震太折磨人了。”
“我知道，我知道，”帕里西答道，“但你明天还要上学，你得乖乖回去睡觉了。”
他又开灯打算悄悄看下15岁的女儿玛利亚·宝拉，宝拉醒着。
宝拉说：“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
帕里西浑身一颤，却勉强玩笑说，“没什么能杀得了你”，说完就回自己床上去了。
三个小时后，房屋崩塌，石灰和砖头簌簌落下来，帕里西和妻子都惊醒了。他们借着手机的光，在断瓦残垣中艰难地爬到走廊，又拼命往孩子那边爬去，但太迟了：多梅尼科和宝拉已经被埋住，死去了。
28秒的地震，却摧毁了拉奎拉成百上千的房屋。到震动结束时，已有297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
* * *
从2008年冬天到2009年早春，塞尔瓦吉和其他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和火山学研究所的地震学家在拉奎拉周边监测到大量的小地震。短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小地震，被称作 “群发性地震”，和大地震之后的余震截然不同。
而在像拉奎拉这样的地方，群发性地震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地媒体反复向公众传播常识。尽管当地的建筑法规长期没有得到执行，地区政府官员还是坚称民众无需惊慌。拉奎拉隶属阿布鲁佐地区，该地区的民防部门甚至发布新闻公告，断言这里不会发生大地震。
但是拉奎拉居民还是很担忧，这也在情理之中。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数次被大地震摧毁：1703年的一次地震造成10000人死亡，1915年的一次7级地震造成30000人死亡。这样的历史记忆让拉奎拉人养成了谨慎的习惯。每当地面稍有晃动，很多居民，就像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抓起毯子和香烟就冲出去，到一个露天广场或附近的公园里漫无目的乱转，其他人就睡在车里，反正总好过呆在不抗震的老建筑里。
随着群发性地震不断持续，一个叫加帕奥罗·朱利亚尼（Giampaolo Giuliani）的本地名人令大家更加焦虑。朱利亚尼利用自制的仪器，试图预测即将到来的地震。他的地震预报经过感兴趣的媒体宣传放大，为他在这个镇上赢得了一些声誉。在索科索圣玛丽亚教堂做礼拜，或是在贝维德雷酒吧喝完一杯橙汁苏打水时，大家可都不是用“早安”问候他，而是问“一切都还好吧？”一个本地的新闻媒体甚至称他为“世界末日的先知”。在那个冬天，每次地面的晃动似乎都在证实，朱利亚尼持续产生骚动的预言好像是真的。
到三月底，那里一共发生了数千次地震，其中有几十次还达到了里氏3.5级。3月30日，一次4.0级地震使紧张的局面瞬间变得近乎疯狂。意大利民防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应急管理局）意识到他们需要有所行动来安抚公众的恐慌。他们决定召集重大风险委员会的顶级专家，来评估当时的形势。罗马地震学家塞尔瓦吉不是委员会成员，但他的上司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是。博斯基是意大利科学界的巨擘，他邀请塞尔瓦吉与他同行，与委员会共同商讨。
朱里奥·塞尔瓦吉
会议之前，意大利民防局局长朱多·贝多拉索（Guido Bertolaso）打电话给阿布鲁佐的民防办公室。根据之后泄露给媒体的通话记录，贝多拉索说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白痴闭嘴，安抚民众的情绪”。
尤其让他恼火的是，当地官员为了反驳朱利亚尼的预测，荒谬地说“不会再有地震”。
“不要说什么‘不会再有地震’这样的蠢话，说这种话就会彻底把事情搞砸，”他说，“谈论地震的时候，永远不要说这样的话，就算严刑拷打也不能说。”
不过，他说他想来一次“媒体运作”。稍等片刻：意大利的地震界泰斗们正赶往拉奎拉。他们会来收拾残局。
参加会议的有包括塞尔瓦吉和博斯基在内的七位科学家和几名地方官员。会议只召开了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大地震。但是别忘了，这是地震多发地，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博斯基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是至关重要的。他说：“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像1703年那样大型的地震，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阿布鲁佐的一名官员寻根究底，再一次提到预测的问题。“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是否要相信那些四处奔走，发出警报的人。”而她所说的“那些人”其实指的就是自诩专家的朱利亚尼。委员会主席弗朗科·巴尔巴里（Franco Barbari）回答称，那些说法根本没有科学依据。“地震层序根本不能预示什么，但它无疑将人们的目光再次聚集到这个迟早都会发生大地震的孕震区。”他提醒这名官员，在这样的地方，想要保护人们的安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建筑物的稳固与安全。正如科学家和工程师像念经文般不断重复的那句话：地震不会杀人，而不稳固的建筑却能置人于死地。
镇上的居民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了这个委员会的分析评估，还包括一段对委员会成员博纳多·德·博纳尔迪尼斯（Bernardo De Bernardinis）的采访，但该成员的专业背景是水文学而不是地震学。这段采访实际上是在开会之前拍摄的，但是却放到会后播出，所以让人误以为那是对会议的总结。群发性地震是否预示着更糟的还在后头？“恰恰相反，”博纳尔迪尼斯说，“科学委员会向我保证这是好事，因为这样能不断释放能量。”
这是一个极度错误的说法。断层带不是压力阀，小地震也未必就会释放能量，否则早就会导致更大的地震了。实际上，所有的地震学家都认同，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人类目前还没有发现小地震和大地震的发生在时间上有什么关联性。但是，采访的记者却觉得德·博纳尔迪尼斯的答案非常令人满意，以至于他决定愉快地结束访谈：“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喝杯上好的红酒了？”“哦，是的。”德·博纳尔迪尼斯说，甚至还向大家推荐了一款来自他家乡的葡萄酒。
而六天之后，在拉奎拉，许多鲜活的生命却在瞬间被摧毁。
* * *
那天晚上，在拉奎拉的很多人都被震动的声音搅得心神不宁、惊恐万分，一种可怕怪异、无处不在的隆隆声让人感觉好像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向他们逼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人回忆说，一团红色迅速笼罩了整座城市，因为无数的红色陶瓷瓦片震动、掉落、碎裂。
当地震平息，受害者的尸体被处理妥善，残垣碎石被清理干净，幸存者们开始公开抗议委员会。他们坚持说是这些专家的一再保证才令他们打消疑虑，在4月5日的晚上，即使两次轻微地震来袭后，仍然选择待在家里，而不是跑到户外，远离不安全的建筑。
朱思提诺·帕里西
记者帕里西是指责委员会的一份子，他在地震中失去了两个十多岁的孩子。“作为一位父亲，”帕里西告诉我，“我对保证我孩子的安全有最重大的责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忽略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的失职。“他们来拉奎拉是让我们消除疑虑，让我们安心，而不是评估风险。”帕里西说。
很多其他的人对此也有同感。不久，拉奎拉当地居民共同提起了一场诉讼，指控那些科学家的失职，因为他们本应该依照法定义务评估风险，为最大限度减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提出合理的建议。帕里西参与了这次诉讼。他说，作为一名记者，他本可以写更多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如昙花一现。“走司法程序，你才有机会让真理永恒。”
第二年春天，与会的七个人——五个委员会成员和包括塞尔瓦吉的两个专家，都被指控为过失杀人罪。诉讼声称：在3月31日的会议和后来的言论中，他们有意忽略了告知人们即将到来的风险的责任。
正式指控的通告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指责批评的浪潮。美国地球物理联盟杂志Eos的一篇社论称：“面临诉讼的风险将会打击科学家和官员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愿意为政府建言献策，甚至不愿意从事地震学领域和地震风险评估的工作。”美国国家科学促进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写了一封信给意大利总统，提醒他大量的实验研究（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进行的）证明地震是不可预测的。
但是阿布鲁佐四十五岁的检察官法比奥·皮祖蒂（Fabio Picuti），要么就是他对这些指责完全免疫，要么就是这些指责反而令他壮了胆。他辩驳，局外人并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贝多拉索的“媒体运作”程序，他们也不能理解德·博纳尔迪尼斯“能量释放”言论的全面影响。他们也不了解，在大自然母亲的破坏力面前，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谦卑。
正如他所说的：“媒体最简单的说辞就是，这是一次‘科学实验’。”
* * *
阿布鲁佐当地的法院在地震中都遭到了破坏，审判是在小镇工业区一个四角方正的临时建筑物内进行的。开庭时间是2011年9月。在临时法院的外面，有人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惩罚那些杀死我们孩子的凶手不是报复，是为了避免更多的孩子遭受同样的厄运。”
由皮祖蒂起诉科学家的案子建立了这样一种模式：因为一个著名的委员会所带来的不真实的安抚信息，居民们没能遵循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那就是在地震来临之际逃离家园，正如皮祖蒂一向说的那样：“这是个灾难性的‘定心丸’”。
这次审判的证词来自地震中的伤者和遇难者家属。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家人在门口存放毛毯和饼干，以便在地震来临之时带着逃生，但是他们在观看了电视采访后却选择了留在家里。有个男子的家人一直以来都认为地震过后还会有大的地下“反应”，但是在当天晚上他相信了专家的判断，说服他怀孕的妻子相信无需出去躲避。当那对夫妇居住的房屋倒塌后，家里包括一个男婴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埋在下面砸死了。还有一个大学生在宿舍里被砸死。就在一周前他的朋友还曾咨询过他们宿舍的抗震稳定性，当地官员告诉他们不必担心。
收集这些证词对皮祖蒂论证杀人罪成立至关重要。他阐述道：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都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他精挑细选了一些过去的言论和科学杂志上的一些片段，来论证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几乎肯定会有一次大地震。皮祖蒂说，当然，他们不知道确切的日期和时间。但是他们为了安抚人心，故意掩饰了关于地震风险的言论。
法官马可·比利在审判中发言（图片来源：Tiziana Fabi/AFP/Getty Images）
在长达13个月的审判当中，一想到自己竟被认定有罪，他们都感到极其可笑。他们并不否认事情的严重性：毕竟有那么多人遇难了。他们认为背上过失杀人罪简直是讲不通。博斯基说：“没人相信我会蠢到跑到意大利最活跃的地震带去告诉人们：‘别慌’。”
但是皮祖蒂巧妙地运用了科学家自己的工作成果来反驳他们。他向法庭展示了一份由博斯基和塞尔瓦吉为之工作的INGV（意大利地震台网中心）制作的意大利地震危害分布图，该地图使用从深红色（危险程度最深）到浅绿色（程度最浅）的颜色编码来表示未来50年的主要地震发生带。
一眼望去，有两个最明显的地区：一个接近意大利的最南端，一个是直接覆盖拉奎拉的楔形区域。皮祖蒂将这份由地图展示的危险程度和博斯基的“不可能的”推论进行了比较。
当我向皮祖蒂问起这个地图，比如地图的50年时间范围，以及地图上即使是深红色区域发生地震的日均风险也是很低的事实，他表现的很不屑一顾。“人们听到了‘很低’或者‘不可能’这样的字眼，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很低’。”他告诉法官说公众本应该听到的是地图上所标注的“最高级别”。
皮祖蒂最有力的反击是举出了一份发表于1995年的学术论文《对未来意大利发生较大的地壳地震的可能性预测》，通过引用历史记录、地质依据及当时能获得的最准确的地震数据，地震专家试图预测未来5年、20年及100年内意大利不同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根据该模型，无论是5年、20年还是100年，拉奎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都是1。这不是印刷错误，模型预测拉奎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就是100%。
论文的第一作者是谁呢？恩佐·博斯基。
为了再次强调这个观点，皮祖蒂将另外一位INGV地震学家请上了听证席。地震学家先是总结了博斯基及其同事所写的内容，而令皮祖蒂感到意外的是，他随即解释这个模型是错的。
他说，一个公式预测出5年内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是100%，那么这个公式预测未来20年或者100年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明显也是100%了。但是在最初的5年没有大的地震活动出现并不意味着到了第六年地震就是逾期未发生的，到了第七年更是迟迟不来。其实这一切都说明模型本身是错误的。博斯基和他的合著者甚至在论文里就把这个结论标记为“可疑的”。
随着证词在塞尔瓦吉面前一一展开，他禁不住觉得越来越有希望了。皮祖蒂引出了预测地震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证据，然后请一名威信很高的科学家给观众上了一堂地震预测可能性及其科学方法的课，很明显观众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塞尔瓦吉太乐观了。2012年10月22日，一位留着黑色短发、体格健壮的法官，43岁的马可·比利（Marco Billi）走向了临时法庭的前面。意大利不实行陪审团制度，因此判决是由比利一人做出的。他垂下眼帘，用小得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到的声音宣读了他的判决结果：由于传达了“不准确、不完全、自相矛盾的信息”，相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判定为过失杀人。涉案人员均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等待上诉。
在比利看来，2009年那场会议的与会者应该对遇难者负责，不过不是所有受害者，而是皮祖蒂能证明有习惯在地震来临之际逃离房屋的人。比利对博斯基1995年论文中的深层次的科学不感兴趣。就像他后来告诉我的那样：“我们不去看有关模型的细节。我们只关心他写了些什么——他说过拉奎拉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从博斯基嘴里说出来的！”
博斯基对这种思维模式很恼火，不仅仅是因为早前的模型是错误的，也不仅仅因为皮祖蒂不能理解什么是概率从而挽救他的生命，或是因为比利对逻辑的惊人的扭曲，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在这种地方讨论研究成果和科学论文，最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和科学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分享，让别人可以提出改善或是反对的意见。“我愿意为此进监狱。”他怒吼道，“一个科学家应该被允许在科学论文中表达任何他想表达的内容，这不是法官的管辖范围。”
即便是在贝卢斯科尼的国家，以及像阿曼达·诺克斯案那样的司法闹剧中，要证明一群地质学家在一次自然灾害中有罪也是鲜见的。伽利略会怎么看？但是拉奎拉案件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思考和交流风险，如何承担风险，以及如何看待那些阻碍清晰思维、令人备受折磨的桎梏。
* * *
1959年冬，一群中情局分析专家将NIE 29-51报告归档，该报告的目的是调查苏维埃政府是否会入侵南斯拉夫，以及其底线是什么。“尽管不太可能判断出克里姆林宫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但我们认为……1951年南斯拉夫遭遇袭击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一旦定案，这个报告就进入了政府权力的掌控范围。
几天后，一位国务院官员偶遇情报专家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而这份报告正是由他的团队撰写的。该官员询问报告中“可能性极大”是什么意思，肯特回答说，他认为这意味着南斯拉夫被入侵的可能性是65％。但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肯特。他知道这个所谓的“可能性极大”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很显然，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决定向他的同事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一些人认为入侵的可能性高达80％；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其可能性低至20％。
多年以后，肯特在《情报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他用这篇关于南斯拉夫的报告来说明歧义的问题，特别是在谈到不确定性的时候。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在风险分析中使用的语言标准化的方法——“可能”表示有75％的把握，其中有12％的误差；而“可能不”意味着有30％的把握，其中有10％的误差，等等。
尽管肯特的风险模型从未流行起来，但是对于“估算概率语言”精准性的要求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比如，在因情报的严重失误而导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根据新的指导原则修订了肯特关于估算语言的方法，其目的是将信息、概率以及信任度的模糊度最小化，因为正是这些信息、概率以及信任度的模糊误导了美国人，使他们对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了忧虑。
与此相似地，在飓风“桑迪”过境之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看到了风暴登陆之前信息通报的重要性。根据国家气象服务的分类系统，“桑迪”从飓风发展成强热带气旋。这对熟悉气象术语的专家来说很好懂，但对媒体和公众来说这种改变却很容易让人困惑，特别是当记者们错误地使用“降级”一词来解释这一变化时。
2013年5月，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在一次审查报告中强调，该机构应该避免对气象术语的抽象描述，而更多地运用着眼于结果的表述：比如，在这些地区可能发生洪水；浪涌高度将达到多少米；风力之强足以吹到百年大树。
“如果有人说一场地震‘不太可能’发生，你其实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卡耐基-梅隆大学社会与决策科学教授巴鲁克·费斯科霍夫（Baruch Fischhoff）说道，这个“不太可能”的概率是像生双胞胎的概率那么大，还是像中彩票的概率那么大？
这种模糊性特别体现在谈论那些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时，因为像地震以及5级飓风之类的事件是很少见的。一次6.2级的地震到底对你的生命、你所居住的街道、你孩子的学校以及你房子的地基意味着什么？
传统观念认为人们对数字是不敏感的。但据肯特的了解，50年代的人们对词语的敏感度更低。在与费斯科霍夫合著的一个研究中，他发现，人们不太理解有30%的概率可能会下雨是什么含义。然而，使人们困惑的并不是这个30%的可能性，而是“下雨”这个字眼。当我们谈到下雨时，说的是毛毛细雨还是倾盆大雨？是下一整天还是只下一阵子？这雨究竟下在哪里？在英语里，我们可以使用“ forecast”（预测）代替“prediction”（预告）来表达不确定性。而在意大利，我们只能使用内涵比较明确的“previsione”（预报）这个词了。
拉奎拉地震事件的极其残酷性在于当博斯基说大地震“不太可能”发生时，他是正确的，并且现在看来也是。但是，在一个专业人士听到“不太可能”这个词时知道这是指事件“鲜少发生”，而非专业人士则将其当成“不会发生”的简述。
即使是重大风险委员会精心设计过的沟通模式也不一定符合标准。不是因为人们无法理解，也不是人们对此持有怀疑态度，而是因为概率使我们的大脑变成一团浆糊。
就算我们能理解30%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像掷硬币之类的近期概率是个什么概念，低概率事件的发生却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对其是否能发生仍旧感到“迷惑不解’，石溪大学的一位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霍华德·拉克林（ Howard Rachlin）如是说道。所以我们试图对此一概而论，万分之一听起来和十万分之一一样令人迷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买彩票，尽管中奖的几率比地震活跃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还要低。
“所有的低概率事件看起来都一样。”拉克林说道。
但是当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制定下周计划之类的事时，把低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看作是零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但是如果把低概率事件可能发生的时间拉长的话，人们对低概率的困惑则变成了完全不理解。同样地，地震风险预测也是在一个较长时间范围内进行的。如果你在地震频发区居住时间长达10000天的话，累积概率将会变得越来越高，甚至接近百分百的程度。不幸的是，我们的头脑很难保持长时间的警惕。
“当我们反复去做同一件事情时，我们无法看见这些小概率如何不断地累积起来。”费斯科霍夫说道。在对复利、不安全的性行为、不系安全带驾驶、洪水、地震等进行反复研究后，可以看出我们低估了积累效应的作用。如果要给这种认知缺陷命名的话，也许可以称之为“累积风险感缺失”。
我们对这些盲点产生的影响应该保持多大的警惕性呢？如果不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