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斯眉 原文地址:nymag.com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比纽约暗淡得多。我们家逗留阿根廷的那六个月,我了解到许多事,这是其中之一。我们租的车前挡风玻璃终年覆盖城里的污垢,穿透玻璃的一点点光亮看起来更模糊。当这辆车离开医院停在第一个红灯口,我背弃了两个最重要的婚姻承诺,开始扮演起妻子的医生,对她说谎。

我把PET扫描的片子从马尼拉纸的信封里拿出来。拿起X光片,即使在头顶的低亮度光线下,我也足以看见妻子的身体内部到底出了什么事。但继续开车时,我说:“我看不出来,没有头绪。我们必须回家后听听你的肿瘤医师怎么说。” 我骗她说,我是个肺病医生,不是看这些片子的专家。其实我一眼就看出,癌细胞已经扩散。(译注:PET系一种用于医用诊断X光测试法“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英文缩写)

PET扫描类似于,让放射性示踪剂“周游”全身,测算各种各样的细胞做了多少工作。因为癌细胞是非常活跃的“工作者”,所以PET扫描搜寻癌细胞的片子就像夜晚在空中俯瞰地面。没有癌细胞的时候,这些X光片看起来像在俯瞰夜晚的爱德荷州,万籁俱寂。而真正的坏消息是,因为癌细胞活跃,片子看起来就像看到芝加哥或凤凰城的市中心,灯火辉煌。

那是一个六月初的温暖夜晚,阿根廷刚进入冬季。人行道上很拥挤,有人下班要回家,有人停下工作去吃晚餐。充斥我们生活的日常事物全都是那样,既没有添加特殊的意义,也没有失去什么意义。我们的车穿过狭窄的入口驶入车库,轮胎在新漆的地板上吱吱叫。露丝沉默着,我也是。我知道些事,她不知道。

事实上,她可能是知道的。

那时候是冬季,我们回到纽约。八个月后,我妻子在家里离开人世。回家没多久,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医生把这些X光片拿去检查,向我们解释说明,我在那家医院当了十多年医生。从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起,露丝便一直在那里接受治疗。那是2008年,距今三年前。

我们到家停好车才过了几分钟时间,公寓里的电话响了,是肿瘤医师打来的。

我和露丝肩并肩坐在沙发上,各自手里拿着一部手提分机。肿瘤医生说了很多我熟知的词汇——肿瘤细胞转移、应急放射、关注“生活质量”,就是没有提治愈。我的问题里面也带了些专业术语,却不愿提及露丝的名字。“会造成脊髓压迫症吗?”我问道。接着是露丝的声音:“什么意思?”

露丝的主治医生从不耗我们时间。他不会拐弯抹角,不会对真相含糊其辞,婉转暗示,不会先把话挑明有很快规避那个可怕的话题。他主动回答了之前我们没问出口的问题。他说,“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这还可以控制”,“也许你(露丝)还能活很多年。”但他接着又回到原点:“这病无法治愈。我们目前的目标应该是减缓癌症病变,尽我们所能让你多一些感觉舒适的生活。”这话用大白话说就是,从X光片来看,露丝没多少日子了。

我把以上对话说给一些朋友听,他们不少人是专攻癌症的医生。朋友们都很吃惊。他们告诉我,露丝的医生居然告诉患者坏消息,尤其是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在通电话时这么说,这么做非同寻常,或者说可能不妥。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才算是告诉别人无法逃过一死的适当时机。大多数人对我说,连续多次尝试治疗癌症失败后,患者才开始真正对癌症束手无策,那才是带去死讯的时候。

我的医生朋友认为,在那之前,病人还没有准备好听到坏消息,那时他们还在消化打击自己的困境: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无法挽回,他们那些要优先处理的事、未来的愿景,对爱人那些明里暗里的承诺(暗示的承诺更重要),今后全都无望实现。 这些医生也提到自己的犹豫。作为医生,自然希望向患者传播希望,不愿让他们绝望。这样的想法有时可以归因于同情,有时更明显是一种关心,是考虑到病人以后可能找到另一种生活选择,那将是更乐观的新生活。

我喜欢直来直去,但我知道,如果病人没有准备好,对他们坦率有害无益。而且,如果其他医生处理较轻的病症带来了一线希望,坦白告诉病人身患绝症还可能引起对方困惑。虽然朋友对我这么说,但露丝的医生也可能做了正确的事。美国国家医学院一份著名的报告显示,几乎所有成年病人都说,希望医生分享已知的一切,即使是坏消息也想了解。露丝曾多次向我表达了这种观点。按她的话说就是:“我可不想医生知道我的什么情况,没让我知道。”

我们坐在沙发上,她坐在我左边,我们俩之间的空隙约有四英寸。她的手指拂过金色的头发,那天她换了新的指甲油,深红色的。我试图通过我们之间的距离推测到,露丝从电话里听出了什么。毫无疑问,她想知道我脑袋里都在想什么。但她可能不知道,我并没有真的在听这通电话。

那个时候,她看上去好像和我17年前第一次遇见她那天一样健康。当时我们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相遇,她还和那时一样漂亮。但在我很快扫视深爱的妻子以前,我也见过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十楼那些病患,他们是我多年关心的病人。十楼都是乳腺癌患者。有些病人变得憔悴;有些人因肝衰竭而面色焦黄;有些人全身水肿,四肢因积水而肿胀;有些人因肾衰竭、止痛药物以及大脑内部的转移性肿瘤而神志昏迷。露丝46岁,十楼有些病人和露丝一个年纪,很多人年龄更大。

我意识到,现在有个秘密是我们不能讨论的。我能预见她的未来,知道她的人生旅途在哪里结束,可能那时会是什么样子。她如何能忍受我只能无助地陪在她身边。她不能。

她的肿瘤医生让我不再抱有以上幻想。因为他开始谈到关于露丝背部疼痛的更多细节,建议我们必须送她去纽约。很快,我就转换了方式,积极行动起来。今后必然发生很多事,露丝和我列出了待完成事项的清单。

露丝会先去纽约。我们的儿子只有几天时间办理手续离开阿根廷的学校,然后举行一个庆祝二年级学年结束的毕业聚会,聚会时要让孩子玩一玩充气城堡,露丝不想他错过这样的机会。之后我和儿子会赶往纽约。

露丝的医生告诉我们不要恐慌,因为她的癌症治疗不用那么急。他说,事实上没必要真正那么匆忙,因为无论如何她的病没法治愈。这么说是以防我们遗漏了这点。脊椎是另一个问题,她的癌细胞可能扩散到脊椎,那个部位可能不会稳定健康。

脊柱就像一些有小小凸起的廉价塑料扑克筹码堆叠而成。这些筹码堆得严丝合缝,所以脊柱才够结实,承受得了极大重量。但是,一旦癌细胞侵入特定部位,脊柱就会出现微小的折裂。接着,在压力的作用下,整个脊柱都会散架。根据露丝体内癌细胞的位置,她的脊柱可能病变,哪怕只有一点点扩散,也可能令她失去走路或控制内脏的能力。她需要回家养病。

朋友们和家人会去机场接她,能跟她一起去我工作的医院,那里有家急救中心,还能在神经外科医生看诊时陪她在身边。如果我们幸运,还能听到那位医生说,露丝的脊柱很顽强,不会受肿瘤影响。要是运气不好,露丝就得作为患者住进我的医院,天天跟静脉输液架相伴,听着有节奏的嘀嘀嗒嗒输液声了。每天,露丝也要进出安在墙上的各种X光机,出入灰色的药房,像去每个车站到处都是的ATM机那么平常,还会等那些带着特殊磁卡的护士来。她们会取走小剂量的麻醉剂和镇静剂,然后穿过一道道门廊,把药发给在门厅也看不到模样的病人。她将待在那个病患之地,那是个我只会穿着白大褂穿行的地方。在那里,我用专业术语把病患的痛苦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

露丝的飞机在肯尼迪机场着陆四小时后,医院就安排了她的手术。我留在家里,趁儿子睡觉的时候,看着自己不懂的深夜阿根廷电视节目。我给朋友们发了邮件,还发了几百条短信,试着向他们解释事情的进展,试着用讽刺幽默掩饰我的恐惧。我在发给一个大学室友的短信里这样写道:“我真悲催。”他亲切地回复道:“我无言以对。”片刻之后,他又回复道:“不,不是无言。你的‘悲催’也算是在劫难逃。”

等我最终来到纽约的时候,露丝的紧急手术也做完了,我们的夏天就这样姗姗来迟。露丝经受着疼痛折磨。“好像有个拳头在绞我的肠子,”她说,“像有头骡子在我脊椎上跳。”我一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就大笑起来。一个月后,她变得更强壮了,扫描显示她的脊椎椎体已经没有癌细胞。治疗起了作用。露丝在摇摇欲坠时被扶了一把,站住了。

癌症并未痊愈,但在当时威胁露丝生命的部位,癌细胞已经被清除出去。随后,她的医生开始让她吃激素药。对雌性激素致癌的女性患者来说,这是常规疗法的第一步。他乐观地认为,这种药能支撑露丝活一段时间,有效的话,也许是数年。

露丝开始上网,找些女患者奇迹般痊愈的故事。她常常提起,有个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据说接受治疗已经14个年头。1994年,作家玛丽莲·格林伯格(Marilyn Greenberg)写了篇文章,介绍在她得到乳腺癌治疗期间听到的所有抗癌女性故事。格林伯格称她们为“幻影对手”。她治病期间是焦躁地躺在病床上,觉得恶心,别的乳腺癌患者却要么去打网球,要么尽情散步,要么做爱。露丝提到的那位坚持治疗14年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就是她的“幻影对手”,也是我的。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敌手。

我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开始关注一些小事,比如两个人去沙滩边看夕阳西下,用脚趾戏水,或走入海水里,直到水没过膝盖。这是很多病人的魔咒,现在是我们的。只要我们还过下去,露丝的状态以后都会时好时坏。手术和放疗康复后,露丝就回到工作的银行上班了。

即便在她的密友眼里,这个我相遇并娶回家的女人也还是那么微笑,还那样搞笑,有点傻气又体贴人。第一次接受治疗时,这个娇小的女人曾开玩笑说,带着假发让她看起来像个异装癖者。上床睡觉前,她去掉假发露出光头。我就告诉她,我觉得像是在跟个认为白种人优越的家伙搞婚外恋。听到这话,她不禁大笑。但是,即便是在拥挤的房间里,隔着人群看露丝,我也能发现她的笑容变了。她的上唇不再像以前那样高扬,至少比以往低了一毫米,也可能是半毫米。这样细微的改变是别人察觉不到的。所以,除了用一毫米之外,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它有多微小。

我看到露丝略微下垂的嘴唇,看出她佯装笑得很开心的样子,正说明她心里藏了秘密。她深感痛苦,私下思索着自己即将迎来的黑暗,知道我们未来不再有不计其数的黑夜和白天可以共度,只有极少数日子能在一起。少得就像人们口中的“微米”。

那年夏末的一天,飓风“艾琳”到来以前,露丝告诉我,以后要永远离开我,她觉得很抱歉。我也知道她会让我那么痛苦,所以只能振作起来,对她说:“我也很抱歉。”那时,我父亲突然去世。露丝放声大哭,儿子也跟着哭起来。我却没有畏缩,因为我就像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没什么可怕的了。

到了初秋,露丝的医生请我们过去,告诉我们,露丝体内的“肿瘤记号”连续第二次升高。这些标记实际上是血液中的化学物质。它们上升意味着癌细胞可能在扩散,现有的治疗方法再也无法抑制病变了。

露丝的医生坐在办公桌旁,侧身对着我们,好让自己能看到电脑屏幕上露丝的测试结果。他评估这些结果的时候很安静,然后做了决定。让露丝停止服用效果温和的激素药,代之以更多的有毒化学药物。一些医治癌症的医生便是由于轻易采取这一行动饱受批评。他们决定采用的化学疗法会产生副作用,如神经损伤、极度疲乏,有些副作用永远也无法消除。有时,甚至这些医生本人也承认,他们可以制定一个非常紧凑的时间表,在限期内缩小癌症的影响面,或者像在治疗露丝的这种情况下,先做一些测试,测定血液变化,再采用可能对病人有所伤害的疗法。

露丝的医生写下了她的药房,开始下一个疗程,医生称之为“二线治疗”。我想起一位同事解释过,从一线、二线到三线治疗的进程。每次进程的连续变化都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人体受益的机会倒更少。如我同事所说,这一系列进程中,癌细胞进化得越来越聪明,治疗方法显得越来越迟钝。到这个过程的某个时候,这种为治疗疾病而带来副作用的交易将不再有意义。这可能会因病人自身情况而各异,但我经常想,癌症医生会顺利克服那个阶段。

不论是专业医药治疗因人而异的细微差别,还是应该怎样做副作用的交易,所有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我能想到的只是,血液测试告诉我们,肿瘤标记指标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美梦一般的幻想都化作泡影。根本不必想象着病人可以先充分了解情况,再为自己权衡风险和利弊,最后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现在的选择是别无选择,唯有接受化疗。

露丝的医生解释了技术细节:也是服用一种药丸,但这次露丝必须每天多次吞服,一天下来吃整整几大把药。她能保持服用多少药将取决于副作用有多糟糕。我们得知,这次不会再引起露丝的头发掉落。我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我知道,我们还保留着她上次用的假发,决心保留到她出院五年后。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过早丢掉,运气就会变坏。我家的梳妆台上至今还有一套赭色的假发。这是露丝留在人间的一件迷人遗物。

露丝的肿瘤医生对事实一如既往地格外坦白。他说,化疗可能不再有效,或者只可能会导致副作用迅速出现,露丝的身体系统无法充分吸收药效。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理论上的目标——在露丝不会病得太重的前提下,看看她能不能服用大量药物。那将意味着,我们在打败癌症的战斗中赢得胜利。

我和露丝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进入电梯。在我们转过身面向正在关闭的电梯大门时,或许有六个人也进了那个办公室。其中又有个身白大褂的医生,我认识他十多年了。在把头扭开之前,我喃喃地冲他打了声招呼。六个人里面还有两三个有家属陪伴的病人。我想知道,他们在癌症发病过程的哪个阶段。是感到震惊,数着还剩多少日子好活,或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没放在心上,在四处游荡?当我们到达大厅,露丝推开东出口的门,回去工作,尽可能远离癌症,直到她离开人世。

女作家达芬妮·莫金曾形容,忧郁就像一团厚厚的黑浆糊,覆盖一个人的生活。但实际上,人们对忧郁并没有这种感觉,也不会觉得像科幻片里外星生物释放的粘稠物。忧郁只是一层薄薄的半透明涂层,外边看不见,硬得像钻石。就在那一刻,我无法判断它是在支持我,还是让我窒息?但不管哪种方式,都将我与这熙熙攘攘的大厅和鲜活的世界隔离。还有一种感觉涌出来,完全出乎我意料。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种冲动。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很快会走到情感的深渊边缘。我怀着向深渊跑去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带着悲伤。

露丝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朋友通常会有类似这样的评论,“彼得很了解这种病,这还算好”。但另一些人不这么看。按他们想象,我因为具备这种疾病的知识,所以会更受折磨。不管是觉得更好或是更糟,我一直将此归为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论。这如同想知道,在美国现实主义小说《觉醒》里,女主角艾德娜·庞德烈如果选择死亡,那对她来说是放弃还是解脱,或者蝙蝠侠到底有没有死。但在我工作的这家医院,我站在大厅,心里知道答案:凭自己掌握的知识,我太清楚,不可能假装未来哪天什么时候会有好日子。

接下来那个月,露丝会处理好自己的业务。她大把服用药丸,为了防止化疗期间出现皮肤反应,她还大量涂用护足霜。她做起来好像是在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事。露丝解释说,她继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因为喜欢工作,也是因为她确定,如果不再这么做,就是自寻死路。这是实话,可没用一点比喻修辞。

人们常说,威胁生命的疾病给患者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我总是发现,这种观点显得有些愚蠢,感觉像是笨手笨脚地要给疾病戴一顶高帽子,其实患病完全不值得这样称赞。露丝觉得,她已经有了一种不想割舍的生活,无需仅仅因为所剩时日无多,就去开创一种新生活。在她继续日常工作的同时,我却陷入了将要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在这种个人情感漩涡里不能自拔,没完没了地想着那不可避免的噩耗,想象未来她会在某个时候倍受病痛折磨,然后又在某个时候离我而去。

到了11月,露丝的身体开始越来越虚弱。她的二级治疗或许起了一点效果,又或者根本没有减慢癌细胞扩散的速度。到底怎样,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不过,她还在不停服用有毒的药丸,因为除此之外也别无办法。随着天气转冷,我们开始少说真相,更倾向于掩盖事实。当朋友们来看望露丝时,他们会巧妙地隐藏自己惊讶的表情。有位朋友说,露丝体重下降以后看起来甚至更漂亮。现在她的脸变瘦了,她那双可爱的棕色眼睛实际上更显眼。有将近一年时间,露丝的手机铃声都是一首名叫“棕色眼睛女孩”的歌。

有天晚上,露丝梦见自己坐在一架飞机上,飞机空中遇到强烈的气流,一阵猛烈的晃动撕开了机翼。在11月中旬,她从办公室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她感觉自己每天都像在爬山。差不多在那时,她又患上一种新的并发症:腹部膨胀。

起初只是轻微肿胀。我们真的以为,这或许只是便秘而已。后来,肿胀比正常便秘的症状拖得还久,大概已经超出一两周时间,我们还坚持这么认为。露丝的医生最开始做的测试显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劲地方。他认为,那或许只是化疗的药丸在体内造成水肿,是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即便之前都没见过会产生这种副作用,那医生也这么判断。

又过了一星期,我们去看了一位专家。当露丝的腹部CT扫描片在那位专家的电脑屏幕出现时,无需放射学专家的帮助,我也能读懂这些图像。做医生以来,我已经看过几千张类似的扫描片。

在我旁边的患者座椅上坐着我爱的女人,我那曾经耀眼的新娘。她右方是医生的办公桌,她的扫描片就在桌上的电脑屏幕前闪动。一系列图像显示,在一位生命将尽的癌症患者体内,髋骨内、膀胱后方、肾脏旁边和胰腺附近遍布癌细胞。肝脏大部分也已癌变,无法再行使正常的肝脏职能。

医生用肯定的口气告诉我们,这种膨胀是因液体在露丝的腹部器官周围聚集所致。我的脑海里不由地想到几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是由于她的肝脏无法再正常工作,因为肝脏的一大主要职责是过滤血液,当它无法过滤时,血液便会被堵塞,然后渗入腹腔。到了那种地步,往往就是致命的病变,因为那意味着肝脏无法再清除血液中的毒素。还有几种外部可能性,它们没有那么致命。我反倒开始特别盼望是另外那几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其实,即便露丝是我的病人,我也不相信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

为了解除病痛,现在露丝要吃止疼药氧可酮。她一开始把这种药简称为”oxy”。这种称呼听起来和就和叫某些减肥药的名字一样。露丝有时就这样说:“我去办公室前先吃两粒oxy。”

在这个前路未明的时刻,露丝早晨再也没法像平常那样,只用十二分钟就能出门,得花上一两个小时。这种时候,露丝竟然决定,在感恩节那个周末去度假。听起来真是让人吃惊。这次假期我们花了不少钱。在加勒比海租了一间屋子,邀请了我们所有的家人和朋友。这只不过另一种让露丝感到能一如既往生活的方式罢了。第二个月,我们去了巴黎。我反对去这些地方的一个理由是,那样就离露丝的医生太远了。可这种选择正符合露丝常有的逻辑。她的想法是:“既然没有对错可言,怎么可能有犯错一说?”.

在加勒比海,我们可以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偶而碰到阵雨,雨点也会溅到我们身上,然而被晒干。我们曾经艰难跋涉,最后到了一块偏僻的沙滩。就在那儿,露丝指引我,将来某一天要把她的骨灰埋在那儿。我们还去划船,尽管合我们两人之力才能帮露丝上下船,费我们一家三口之力才能让露丝潜入水中,戴着通气管潜泳。但是,在儿子的帮助下,她也玩起了潜水。我们甚至在水下看见一条小鲨鱼和两只乌龟。那个午后,露丝领唱了生日歌,并且在海边给儿子切了生日蛋糕,我们给他送了许多生日礼物,主题是“蜘蛛侠”。

我们回家以后,露丝的腹部肿胀更严重了。一加仑又一加仑的体液在她的腹部聚集。不知情的人会问她,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此时她便会回答“没怀”,享受某种“病态”的乐趣,事实上,它是癌症带来的美丽误会。如果对方还不停表示关心,露丝就会再说一句:“我的医生说,这是治不好的。”

后来,露丝体内堆积的液体太沉重,腹部过度膨胀,到了无法四处走动的地步。医生开始帮助她转移那些体液,采用放液穿刺术。我也曾多次使用这样的治疗方式。一根小导管穿过腹壁,伸入液体所处的腹腔,然后通过吸管将液体抽走,排入真空瓶中。

露丝第一次接受这种穿刺时,我亲眼目睹,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我的医学背景唯一一次让我感到,除了绝望还有别的可能。露丝的体液开始流出来,很明显它不是透明的,更像淋巴液,不像因为肝坏死在体内累积的液体那么纯净。当然,癌症仍在侵害她的健康。然而,穿刺排放的体液给了我希望,这种看起来致命的并发症还可以得到控制。

如果收集到的真是淋巴液,那意味着露丝的淋巴管被堵塞。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她体内植入一个分流器,将一米长的硅胶管伸入腹腔,再穿过皮下组织,通到锁骨上方,再绕回到心脏以上的循环系统。这是重大手术,有很大的风险,比如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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