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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张莹琦 

4月16日晚,72岁的刘心武走进复旦大学光华楼。当晚,他的演讲题目是:我向曹雪芹学什么。很长时间内,刘心武与“红楼”标签形影不离。而他此次来上海,是为商定新长篇《飘窗》的出版事宜。这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出版,已有将近20年。

2008年起,刘心武有了一个带飘窗的新书房,时常倚卧窗台上看书。有时候,他把目光投向窗外:驱车远郊旅游的白领夫妇回到高档公寓,车后座是吐着舌头的宠物狗;小伙拿着彩色气球站成一排,连起一串大字“芳芳嫁我别犹豫”……他说这是一幅小型的“清明上河图”。这些“画中人”的驳杂经历,渐渐拼贴出他的长篇小说《飘窗》。

老知识分子薛去疾退休后想隐于江湖,却因儿子的失误,无奈向曾经鄙夷的黑社会分子下跪;保镖庞奇渴望与恋人过上安稳小日子,却被政府强拆到老家门前,不得不颠沛流离;富家女将要出国定居,临行前父亲却被“双规”。小说里的人物来源于飘窗下的现实世界,各有各的悲楚。

5月,小说出版,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南都周刊:《飘窗》的写作风格与你的长篇《钟鼓楼》相似,尤其在展现人物画廊上。20多年过去了,你的写作心境有什么不同?

刘心武 当然有,写《钟鼓楼》是在改革初期,对这个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了温馨的期望,觉得一派祥和光明。但是到《飘窗》里面,通过薛去疾你就能感受到焦虑。写《钟鼓楼》时,我对社会有总体把握,还跟读者说教,那不是虚伪的,也许我是个很落后的人物。

现在,《飘窗》里面,我就很慎重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把握不了时代和社会,没有这个能力。但故事还是要讲,把时代和人生、斑驳的社会风景和人的命运记录下来,只是不会弥漫一种温暖的期望。不是我拒绝这种期望,而是我所描绘的社会没有给我。里边有很多焦虑,很多沉重的解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多数都是这样的。没变的是我们对自己土地的热爱,对芸芸众生的大悲悯情怀。这个我还是有的。但是不轻率地给读者光明的指引,我不再告诉你,我们进入盛世了。

南都周刊:为什么老写市井人物的故事?

刘心武:这是我的兴趣点,作家兴趣不同,有人专写官场,有人写自己没有生活过的年代,我的兴趣从《钟鼓楼》开始,一贯有草根人物出现,我觉得他们的真实状态适合用文学来表现,我也有能力去表现。

南都周刊:你说你的写法非主流,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写实主义小说,你的作品是紧跟潮流还是说跟不上潮流?

刘心武我没有紧跟潮流,没有那么色彩鲜明,但我也不是完全拒绝潮流。我比较中庸吧。我是描绘众生相,在描绘中我对社会阴暗面也毫不回避,但我的揭露和控诉指向不是那么强烈。现在的潮流,一个是跟世界文学接轨,先考虑外国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人会怎么看,文本朝这个方向去靠,这种想法挺好,但我跟这个是有距离的。还有一个是民俗化,注重提供东方色彩的元素,也挺好,我自己也有所施展,比如钟鼓楼里面对北京民俗文化的描绘,不过现在我不太热衷这个。我尊重他们,但是跟潮流有距离。我总体是个很温和的人。你看对《飘窗》里面所有人物,我都有同情和怜悯。我性格比较孤僻,像妙玉。一般不接受采访,也不参加文学会议,我跟文化圈的活动基本不沾边。

南都周刊:为什么与文化圈保持距离?

刘心武:有两个原因,一个比较功利,我要写小说,作家有不同的写法,我是最难的写法,要从生活本身出发,我还是老派作家。写实小说需要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圈子以外的人。另外,我确实有这样的体验,在好多人物身上,有时候反倒能感受到你在圈子里感受不到的质朴气息、能滋润我心灵的元素。这方面在小说里面展示得不够,但是在我的散文随笔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在这样一个名利场之外,得到一种非功利的人情温暖。

南都周刊:有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吗?

刘心武没有。我是一个退休金领取者,不是专业作家,没有写作任务。这次出版社出书,安排我到江南旅游。到复旦演讲是他们顺便提出的,我没有拒绝。

想写就写了,写了就出版了。这不是我长期的写作计划,或者安排的工作内容。我的生命还在继续,主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从小喜欢写作,老了以后还喜欢,于是我就写着玩,有一搭没一搭的。有人愿意发表,有人愿意出版,不是挺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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