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镂空、走线、镏金、镶嵌、漆器……
一切的手艺莫不来自于实践,喜欢动手是最重要的前提。从零开始。

阴霾,不见阳光。那是2012年的冬天,成都空气湿冷,寒风刺骨。城郊蔡桥村的一个院子里,一群戴着帽子、围着围巾、披着毛毯的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流民似的围坐一团,面前的桌上摆满了各种刀剑的剑身、剑鞘、剑柄、剑格……永乐剑的,乾隆大阅刀的,乾隆贯霄剑的,唐龙缳首仪刀的,藏虎格大剑的,唐金银平脱横刀的,玳瑁金缳首汉刀的……过去的两年里,李永开和龚剑带领十几名工人,由零开始,用传统方法复制着这批中国古代兵器谱里工艺水平最高的刀剑。

集中组装的那些日子,室内终日昏暗,为避免灯光扰乱对器物的判断,整个冬天,组装都在室外进行。尽管寒冷,但过程仍令他们热血沸腾,每把刀剑的历史信息,随着组装的最后完成,会在心底掀起一阵阵攻克难关的快感。

兴高采烈,也面红耳赤。组装缳首汉刀时,永开的卡尺划伤了缳下面的刀体,龚剑觉得这划痕让刀不完美了,就冲着永开嚷嚷:

“怎么这么笨啊你!这刀被你毁了知道吗?!”
“少在这儿吹毛求疵,划伤的地方装上木柄根本看不见!”永开不甘示弱地嚷嚷回来。
                                             
后来,组装乾隆贯霄剑,龚剑锉刀打滑,在剑条上锉了小小一道,于是,永开冲着龚剑大吼:“连把锉刀都拿不稳啊你!你才是真正把这把刀毁了!”

剑条上的锉痕没东西挡,挨了吼的龚剑只能忍气吞声地重新开始磨剑条。争来吵去中,他俩复制完成着一把又一把古代刀剑。任何瑕疵都会破坏掉心中完美的感受,这一点,他俩态度是一致的,就像他俩初次相识时那样彼此认同。

送仙桥,成都的古玩市场,永开和龚剑相识的地方。2009年一个秋日的午后,龚剑正在这里跟朋友边喝茶边聊藏族老刀剑,一个路过的中年男子突然停住了脚步,站在旁边听他们聊。后来,那名男子对龚剑说,“哥们,你对老兵器研究得挺深啊,我也喜欢古代兵器,咱们可以交个朋友,我叫李永开。”

永开经营着一家设计公司。四川美术学院念书时,他学的是中国画和雕塑,所以,现在也做些当代艺术的装置作品。1969年,永开出生在四川巴中山区,小时候的他喜欢一个人待着画画,二十来岁时,他曾很认真地想要造飞机,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机械制造、航空知识,画了很多工程图,但最终他发现预算太高,飞机即使造出来飞上天,也会很快掉下来。

龚剑也在山区长大。1971年,龚剑出生于四川达县,一岁时,被支援三线的父母带到了宝鸡的一个小山沟,一直待到十九岁才回到四川。龚剑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东西,十二岁时,他曾用自制的弓弩在秦岭里打兔子,后来,又因用那把弓弩射杀了农民的猪,而被学校通报批评。

龚剑最早收藏刀剑是在十年前,那时,学电子自动化仪表的他在四川甘孜州运作一个并不成功的农业产业化项目,闲暇之余,他常在牧区游玩。一天,他问一个牧民:“你家有没有好的刀子?”

“有,你在这等着,我回家给你拿去。”对方爽快地回答。太阳下,龚剑等了两个多小时后,牧民捧回一个木匣子,里面是一把镶着珊瑚和宝石,装饰着“铁减金”刀身和鲨鱼皮刀柄的藏刀。几年后他才知道,这是一把明代德格土司的佩刀,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把阿坝瓦寺宣威司送给乾隆的佩刀,几乎一模一样。

从那以后,龚剑省吃俭用地收藏老藏刀,并开始一点点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冷兵器。十年来,他收藏了近百把老藏刀,一把把藏刀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兵器,更是一种西藏文化的载体,它们历经几百年来到他身边,告诉他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因为这个不期而遇的爱好,龚剑辞掉了工作,当上了一名古董商人。

此后的日子,永开和龚剑常约着聊天。在永开眼里,龚剑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古董商,因为他不爱谈器物的价格,而热衷于探讨器物本身的工艺、审美和价值。龚剑眼里,永开则是个“每天都打完鸡血才出门”的家伙,不仅收藏了很多皮影和少数民族服饰,还对古代文学、传统建筑、民间习俗有着近乎狂热的兴趣。

那时,龚剑刚结婚,永开来找他聊天时,他常把新媳妇带上。对他们的话题新媳妇自然是插不上嘴的,常在一旁听着听着便睡着,当她醒来时,发现这俩人还在眉飞色舞地聊。从兵器到服饰,从佛像到法器,从历史到现实,各个领域,不亦乐乎。

复制刀剑的想法源于他们看影视作品时所积压的愤怒。电影电视里的道具语言,谬误百出,大面积地传播着对历史的误读。这常常令他俩越聊越气。

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邓超腰间绑的,不是唐人的“蹀躞带”,而是藏族的“T形扣”,一种马具。电视剧《楚汉传奇》里,盔甲是从早穿到晚的,而五六十斤的盔甲如果整天穿着,不打仗也会被累死,导演并不知道两军接阵之前才会披甲。而在另一部名为《汉武大帝》的电视剧里,汉刀被匈奴弯刀劈断了。事实上,汉代的匈奴人是不用刀的,只用装了轱辘头的木棒和弓箭,所谓的匈奴弯刀到了宋元才出现。

他俩很讨厌有人提到一个地方——龙泉。在他俩眼里,龙泉是个“撒尿都不会朝着那个方向”的地方。那些所谓有着“世代相传手艺”的“刀剑大师”,尽管有些已是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但追根溯源,大多都是解放后在国有企业里制作手工艺品的工人,国企改制后,下岗流散民间,为了生活,才又开始制作些工艺品类型的刀剑。

“大师”们会把剑鞘做成从头圆到尾的圆杆型,却不知道古人不会这么做鞘,因为手握纯圆的剑鞘判断不了刀刃的方向;“大师”们会把清代的纹饰装饰到明代的刀剑上;“大师”们会在剑身上刻上“青龙白虎”,却不知道这是只有在墓葬里才用的纹饰;“大师”们喜欢靠自己的臆想来造刀剑,再起个听上去很牛的名字。在他俩看来,没有知识储备的发挥,是件可怕的事情,“大师”们这些动辄几万几十万的刀剑,通常都偏大、偏重、偏古怪。 
   

“龚剑,要不咱们成立个研究机构吧,”有一天,李永开对龚剑说,“用咱们积累的知识和信念,一起系统地把中国历史上代表最高工艺水平的刀剑全面梳理一遍。”

“怎么个梳理法?”龚剑问道。
“把它们都复制出来。”

“好啊,永开,咱们还可以建一座博物馆,把复制的刀剑都陈列在里面。武器制造一直都是各国高科技的代表,从实用角度讲,体现着科学技术,从美学角度讲,体现着民族文化。”

“咱们还可以再出套丛书,把复制过程中统计的数据、绘制的图样都整理出来,将那些即将失传的传统工艺文本化,免得它们遭到毁灭性的消失。”永开说。   

“机构”成立时,他俩没签任何合同。他俩是因为“历史使命”而走到一起的搭档,涉及到钱的事,只能用一分钟谈完,注意力放在“投入”和“收益”上是俗气的,只会让他俩感到羞愧。他们的“机构”取名“见地设计”,缘自佛经《大智度论》,经里说,修行的十次第中第四叫“见地”,得见真俗二谛之意。

成都郊区,蔡桥村的四组,他们租了这间大院。一排平房是作坊和库房,一栋二层小楼是工人宿舍,院子里垒起打铁的火炉,搭好棚子,摆上风箱,祭拜天地,正式开工。

第一年是自我训练,按照传统的方法边实践边做,训练自己,也训练工人。他俩觉得工人要自己培养,不能请别人家的,越是熟手越不能用。因为以当下急功近利的行业风气,任何地方都只会把人教坏。

工人大多是永开在巴中乡下的亲戚。在被永开召唤来做兵器之前,他们有的在老家种地,有的在成都杀猪,有的在山西挖黑煤窑,他们要么是看着永开长大的,要么是永开看着长大的,血浓于水的关系让他们彼此相信。亲戚们觉得跟着永开干,也许发不了财,但绝不会受欺负。而永开觉得,即便哪天“机构”散伙了,能帮亲戚们掌握一些传统手艺,也是不错的。

各式各样的工具,大多是他们查古书,访能人,自己画图,自己做的。德国进口的砂纸贴到木块上便是磨刀石,摩托车的钢线经过打磨便是錾子,宽的、平的、圆的,大大小小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锻造、镂空、走线、镏金、镶嵌、漆器……一切的手艺莫不来自于实践,喜欢动手是最重要的前提。从零开始。

刀剑复制前,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文本的、图案的、实物的,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他们都会收集。

打一把剑需要二十几张图,剑身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分拆后各种零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前期画图用的是现代手段,刃口的宽度,背脊的厚度,背脊到刀尖怎么收?图纸的绘制基于对实物的理解,而矢量软件能画出绝对准确的图,有了绝对准确的图才能保证之后的工序不会出错。

锻剑的铁是从攀枝花钢铁厂买的,烧火的松炭是向山里一家炭窑订购的。一开始,他们照着网上“日本刀锻造”的视频开始打铁,但砸不出型。后来,他们发现打铁的技艺并不复杂,成都郊区随便找个土铁匠铺便能学到。当然,难者不会,会者也没那么简单,剑炉所用的耐火砖、烧松炭用的松木、淬火用的汕脂……任何细节的疏忽,都可能使一把刀剑胎死炉中。

所有的工序,他俩都要先摸索实践,建立起标准和方向再传授给工人。做乾隆贯霄剑时,土漆做鞘,他们虽然知道土漆会导致过敏,但仍亲自做漆。给鞘髹漆是个反复的过程,白天没觉得怎样,到了晚上才开始起反应。第二天碰面时,永开的脸肿得厉害,而龚剑则浑身起了红疙瘩。史料上记载人对土漆是会脱敏的,有的人一两次,有的人七八次。后来,他们俩继续做漆,继续过敏,也不知道是在第几次时便脱了敏。

写书的人不干活,干活的人不写书。史料中找到的关于兵器制造的记载通常只有只言片语,而一些重要的工艺,书中只是一个名字。

清宫造办处“活计档”里记载,乾隆大阅刀刀鞘上装饰着长白山金桃皮,他俩按书中所说,去吉林买回了金桃树皮,却发现书上没说怎么贴。一开始,他们按照常规的想法贴,可鞘有弧度,同一大小的贴片贴着贴着就歪了。于是,为了整齐,他们开始为每一片贴片重新作图,重新贴,那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工程量。

实践的过程,异常缓慢,每个环节都在消磨着激情和意志。铜活儿快不起来,要一点点敲,一毫米一毫米地收;而研磨刀剑的阶段则更为枯燥,磨一小时,看不出任何变化,连续研磨几小时,才能看出轻微的变化。有时候,剑条还磨不直,那是因为磨刀石变了形,想磨直剑条就得看住磨刀石,不让它变形。从“200号”到“400号”的粗磨,到最后用“泥石”的细磨,循序渐进地磨一周。

熬人的阶段不仅要靠着一股子心气儿,也要靠轻松的生活姿态。他俩从不做工作计划。兴趣来了就猛往下做,感觉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上午,他们在城里处理各自的业务。下午,手机一关,便到郊区的作坊来做剑。他俩都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古人,都不喜欢听到手机响,都喜欢在这里打铁锻剑,让日子慢慢地过。那两年,他俩几乎不主动跟朋友们联系,所以,谁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查资料,绘图纸,日复一日,有时也无聊。从资料中,他们能发现古人在定型时的所思所想,也能发现古人们的错。

他俩常为刀剑上的一些细节发生争执。复制的刀剑,原物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里,能上手观察的几乎没有。图片和文字资料有限,而每个人对细节的认知和审美的感受又有所不同。剑鞘上的龙纹该用怎样的角度去雕刻?卷草纹的花枝该怎样上下交错?用什么样的尺寸和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来做常令他俩争论不休。  
 
争论不出结果时,他们通常会把设计稿停下来,再找资料,哪个方案能在资料里找到对应,就用哪个。困惑很久的问题,一旦在某个线索中找到支持的史料,他们便会兴奋不已,而只有实在找不到任何线索,他俩才会凭直觉做。好在他俩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还算相似,因此大多分歧最终也都能达成共识。

“逼不得,急不得,赶不得”,这是永开总结的“做剑三不得”。做剑时,要先养足精神,他俩发现身心疲惫下做出的东西总是惨不忍睹。精疲力竭时,他们会清空脑袋,等心情的再度愉悦。

生活其实是安逸的。刀剑做得不顺心时,他俩就钻进厨房,哼着跑调的川剧,为大家做青椒辣子鸡、糖醋肉片、刀口丸子、陈皮兔丁、炸酥肉、肉焖春笋……一桌的美味佳肴既是他俩自我放松的手段,也是工人们最喜欢的方式。

享受完油重味浓的美食,他俩会搬两把躺椅,泡两杯茶,躺在院子里聊天看书晒太阳。眼睛看书累了就说会儿话,嘴巴说话累了就看会儿书,困意来袭时,就各自扭头睡去。

龚剑经常做梦。一次,他从床上掉到地板上,因为梦到了自己随岳武穆骑马追击金兵,而对方拉起绊马索;一次,他一拳把熟睡在身旁的妻子打醒,因为梦到了自己在“拔刀”;还有一次,他半夜被妻子摇醒:

“做啥梦了?哭得这么伤心?”
“清兵入关了……”

永开不爱做梦,但爱幻想。他常问龚剑:

“龚剑,你说要是乾隆爷在世,会不会请咱俩去京师,封个四品大员,入驻养心殿,主持造办处呢?”

成都待久了,熟悉的街道、饮食、腔调,他俩也会觉得烦。翻开地图,随便找个小城市,过去游荡几天,最后一天待在酒店里画图,他俩发现,这样的工作效率最高。

复制的刀剑中,最难的是永乐剑。那是明永乐皇帝御赐给西藏帕墨竹巴家族的佩剑,因其复杂的工艺和精美的外形在刀剑收藏界无人不知,被誉为“武者之巅”。

永乐剑最早出现在1991年的拍卖会上,英国皇家军械局利兹博物馆花十万英镑买下后,即成镇馆之宝。他们最早看到永乐剑的图片是十年前,所谓“图片”其实只是几张介绍博物馆时的VCD截屏。后来,陆续有人开始复制永乐剑,但大多只有粗粗的型,经不起细看。

资料少得可怜,网上能找到的图片根本看不清细节。于是,他们辗转委托在英国的留学生去博物馆拍。然而,拍到的照片依旧没法用,没有背面,也没有里面,体配感如何?更是无从知晓。

最后,他俩托人给利兹博物馆写邮件,说自己是兵器爱好者,想要一套永乐剑详细的图片资料看看。博物馆很快回复:完整的图片资料可以提供,但需要六百英镑。他俩兴高采烈地付了钱,得到了十八张不同角度的照片。

十八张照片被反复研究,他俩甚至用痕迹鉴定学的方法,根据图片中实物的阴影,去推测条纹、平面的关系。

剑柄是永开敲的,手柄一体,宋元风格,保持着对称性和虚实空间的一致。刀鞘是龚剑敲的,缠枝莲、卷草纹彼此穿连、搭界,无数藤蔓扭结成花。平面图再准确都不行了,单线稿反映到金属上,进多少?退多少?如何才能层层地逼近原物的气韵?没有标准,却不能出错。当轻重缓急变成一种微妙的感觉时,工人们照着图纸打出的东西已变得惨不忍睹。他俩只能一天八小时,自己来。一旦发现纹饰对称性不好,虚实空间感觉不对,就立刻重新敲铜,再找感觉。

一丝一毫,他们都试图尽可能地接近和忠实于原物。永乐剑的剑格处的狮头,两只眼睛镶嵌着红宝石。他们想,那时的宝石应是郑和下西洋时从斯里兰卡带回来的,于是,便以八千块钱一颗的价格从斯里兰卡买回几颗红宝石,果然,斯里兰卡红宝石在灯光下呈现出沉稳的紫红色,与图片上的一样。剑鞘上的包皮,他们没用常见的“鲨鱼皮”,而是专门找来产自藏区的“股子皮”,他们发现只有这种经过长时间存放收缩后的牦牛皮,才能呈现跟原物一样均匀的“乳突状”。    

细节越抠得细离真相越近。他俩并不觉得这是“吹毛求疵”,非得这样,他们“见地”的存在才有意义。永乐剑一共复制了三把,西藏文化博物馆收藏一把,私人收藏一把,他们自己留了一把。跟原物相比,他们复制的永乐剑重量误差几十克,尺寸误差两毫米。后来,有人出二十万请他俩再做一把,他俩拒绝了。一想起永乐剑,他俩就头大。
  

“见地设计”的展示空间藏在成都市中心一个小区里。二层楼,没有牌子,厚重的木门常年关着。相识的朋友才会进来。

最初,他俩曾把两年的成果在著名步行街“宽巷子”里做过公开展示,但蜂拥而入的游客让人恐慌。有的走进来,二话不说,拔出开了刃的刀就开耍,边耍还边问——“这刀快不?”

柔和的灯光下,十二把曾经载入史册的刀剑穿越时空,轮回至此,静静地躺在展厅里,迎接赞叹。

李永开和龚剑常约朋友来“新会所”喝茶聊天,顺便展示“见地设计”的实力。第一批刀剑复制完成后,他们具备了很多条件和方向,刀剑虽看似简单,却集合着众多工艺之长。铁、金、银、皮革、漆器、布料、玉器,把各种材料都做透后,开始有人找他们做法器,做犀皮漆的笔筒,做玉的皮带扣……

刀剑可以复制,工艺可以恢复,但经常聊天聊到最后,他俩却发现刀剑所代表的“重义、守节、利他、从文、尚武”的士族精神正在当下的中国日益沦丧。望着一墙的兵器,尽管工艺之门已打开,可以“想做任何东西,转手就能做”,但当他俩四目相对,眼神中仍会流露出某种失落感。

有日子没去郊区的作坊了。好几次,他俩都商量着要把展厅里的刀剑拿过去重新收拾一遍,因为有些镀金的地方,下面是用银焊接的,时间一久,有点氧化变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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