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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明 (1947.6.10 – )

当代台湾文学研究学者、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专任教授,“施敏辉”是他众多笔名中的一个,作品有《台湾新文学史》、《掌中地图》、《昨夜雪深几许》等。

记者_黄修毅  台北报道   插图_李晓倩

从木栅山中的台北政治大学台文所图书室望去,101像是待寻访的古塔,氤氲于台北梅雨季的山岚之中。陈芳明的书桌就摆在这方天然取景框前,背后满排满架是1895年以来台湾岛内出版的文学珍本。

他捐献的这两万多册台湾文学藏书,每一册在什么位置,都像是在他心里有一幅精确的地图。书架上露出一本杨牧的诗集初刻版,让他的眼光骤然停驻,“这本不该放这里”。图书馆工作人员一核实,果然没错。

近年两岸来往频繁,面对大陆来客,他笑指架上一套地下翻印的1973年版《鲁迅全集》(当时在岛内是禁书),“这套《鲁迅全集》我读过好多遍,尤其是《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这几册,那是我最革命的时期。”

陈芳明早年师从将台湾文学推向英语世界的教母级人物齐邦媛,此后受左翼思想浸染,在上世纪70年代因反对台湾地位操于大国之手,一度走出读书室而投身政治运动;文学观也随之一变,继而为“本土派”宗师叶石涛(著有《台湾文学史纲》)的入室弟子;待到1992年从美国学成重返故土,以学人身份入幕的陈芳明,出任过台湾民进党首任文宣主任(宣传部长),在岛内身份一时显赫。

曾经心怀改造民进党“过度的意识形态气息”的他入仕未久,经历前后两任党主席许信良与施明德之后,终敌不过对现实政治的失落,“我知道那里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就选择离开。”此后十年山中寒窗,著成一套五十万言的《台湾新文学史》,乃三十年来首度系统地为岛内文学立传。做文学评论的他,笔下是迂缓柔软的,全然不同于做政论时的快笔,敛藏起了批评的锋芒。

如今已年过六旬,陈芳明仍保持着年轻人一般通宵工作、白日迟起的习惯;时而可在校园的枫树大道上见到他的身影,健步如飞犹在壮年,只有俯下身捡拾树叶时,头顶露出的一圈白发,才让人意识到这位台湾文学守护者已近暮年。

一笔三十年的欠债

落叶夹藏在籍册之间当作书签,是陈芳明束发读书时即养成的习惯。翻开早年珍藏的初版陈映真早期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书里掉落的一瓣枯叶。书幅的空白页上,还粘了一张剪报,那是《中报》1986年9月刊载的黄碧云对作者的访谈。

彼时尚在海外求学的陈芳明,已开始酝酿一桩宏大的文学工程。在《联合文学》上发表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提出的“后殖民”史观较之传统“本土派”更能兼收并蓄,是他为这项书写计划的投石问路之作。岂料文章甫一刊登,即招来久已淡出江湖的陈映真的猛烈抨击。

熄灭了二十年的“乡土文学”之争一夜间重燃,而论敌则从平辈之间,转到了师友辈。那是陈芳明成长于斯的年代,美国介入中南半岛的越战终结与蒋介石的去世同年,岛内的政治体制出现松动,一夜之间生出遭遗弃的羞愤,夹带着被松绑的快感。

对于陈芳明来说,陈映真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造成的惨剧选择性盲视,和台湾自五十年代以降所受的全盘西化的强制,都是同样地难于接受。这种充满悖论的挣扎甚至渗透进了他这一辈人的审美取向,在陈芳明与同学高信疆(后主持《中国时报》副刊)创立的“龙族诗社”里,他们既倾心于现代诗浓烈、大胆的意向,又想要摆脱瘂弦、洛夫诗歌中西化的烙印。

这样的困扰一直延续到文学史的书写中,支配着陈芳明对台湾文学与社会互动的思考,“虽然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现代主义的发展,但当这个新世代能够独立思考时,台湾的政治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寻找精神出口,就成为重要课题”。

时至今日,触抚陈映真旧作的书页,仍能感到陈芳明历久的纠结,“他的每一本书我都太熟了。他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可敬的论敌。战后三十年来,还未有过一场论战能够如此放胆触探思想的禁区。”

岛内左、右思潮的分途,使得文学品评标准的差异变本加厉。陈芳明始于三十年前的书写宏图,“两度遭遇现实政治的打击”。第一次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使得这个从书面习得的自由主义者,一度怀疑起文学的“现代主义”背后的政治操控;第二次是在2006年,陈水扁当政时被曝贪腐案件,又使得这位长年的民主追求者,反思过度强调“现实观照”,反而强化了政治对文学价值的绑架。

直到 “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他愕然发现同在台上就坐的,右边是时任《文讯》杂志主编(国民党主办文学杂志)李瑞腾,左边是历来被视为“统派”文论家的吕正惠。当堂主持人则是他的英文老师齐邦援,昔日的恩师再次向这位弟子张开了臂膀,动情地说:“芳明,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

“我们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民进党的,一个是统派的,三个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人坐在一起,如果是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这样的场景是不可能出现的。齐先生讲到那席话,真的让我突然就惊醒了,是什么让我们坐在一起的?就是文学本身。”

“往前看”的文学史

退而入山中著书的陈芳明,于今交出上下两编的《台湾新文学史》(2011年初版,2013年修订版),终算清了一笔与自己的旧账。这部积三十年之功完成的大书,从体例看却是一部难以入类的“非典型”著作,有一副“既像理论论著,又像教科书”的面貌。

说它像理论著作,因全书骨架沿袭自三十年前那场论战的宏大叙事,显示出全景式的强硬逻辑整合力。诸如对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品评,不仅被置于1949年后两岸分途的写实主义语境中,更上溯至林海音、琦君开启,李昂、陈雪等下承的女性书写谱系中加以检视,兑现了他当年发愿“要为女性作家翻案”的支票。

说他像教科书,在巨细无靡地辟出不同时期“女性文学”、“流亡文学”等文章下,几乎以辞书条目般的方式,遍举了上百位台湾文学作者和多达千数的书目罗列。哪怕是身份偏僻、在国内认知不足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也被梳理为上中下三代。

如此宽泛的书写谱系,也引致了另一种质疑的声音。作家唐诺就生怕这一做法可能殃及全书品质,“芳明老师的书写充满善意,但写史为什么要写到现在,那些本身价值未有定论的作品值得立传么?”

讲到文学标准的争议,陈芳明翻转着手中叶柄,如初愈之人谈论一场尚不遥远的疾病。而在这部一再延搁的文学史书的写过程中,他的文学原则和品位也几经颠覆,“我想文学应该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往后看的,往后看是看前人的经验,可是往前看是看到新的尝试,新的灵魂的诞生,那才是重要的。”

返台后常年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各大文学奖评委的陈芳明,常常为了年轻作者的“出头”而与其他评委争得火花四溅,他自言“一部让人眼目清亮的作品,你忍不住为他‘拉票’,评委之间的意见不一,其实也是文学观点的碰撞”。他在政大的同事、台湾文学批评家尉天骢说,“陈芳明原具有诗人的性格,一旦落到现实中,便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信天翁那样笑骂由人”。

在文学体制内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也迫使他在学院重拾文学研究时,几乎恢复了年少时期的“大运动量”阅读,现在仍保持着每周10本、每年逾500册的当代文学阅读量。平日最喜挨个把同一作者各个时期的作品在案头一字排开,进行“全集式地扫荡”;常常以浩瀚的阅读,换回书写中的一个小节。

每遇拍案好文,一激动起来,他就忍不住技痒,信笔为那些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在杂志上鼓噪。甚至一位1989年诞生的年轻诗人凌宇轩也被收入了《新文学史》,提及初读时的战栗,陈芳明如今一头稀疏的白发也随着轻晃的脑袋而摇曳生姿起来。

以政论的直言快口著称的他,下笔文学则显示出温柔长者的敦厚。陈芳明自解,“对于当权者,你批评他、骂他永远不会太快,等他下台你再表彰其功勋,也不嫌迟;但对于作家就相反,他好的时候就赶快鼓励他,他不好的时候就不要讲话,因为我相信一个作家,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是慢慢累积的。以他24岁写出的东西,如果我们再给他24年,到48岁,他也还很年轻,那可能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候。” 

南都周刊对话陈芳明

“没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就应该从人文”

南都周刊:你当初抱着参与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雄心回到岛内,在短暂的从政生涯后迅即转投入文化领域,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芳明:我回到台湾已经知道台湾社会改变了,可是我人还没有改变,我好像还是被压迫,还是被放逐的那个读书人。流亡的那个状态,我那时候还怀抱着革命的梦,那是最幼稚的时期,所以我一看到现在喊革命的人,就知道他们很幼稚,我曾经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写过一本散文集叫做《梦的终点》,就是很强烈地告诉我的朋友,我那个革命梦已经到达终点了,因为我知道台湾没有革命的条件。因为没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就应该从人文。我想文化并不是用口号呐喊,也不是用党的政策去规范,它是自然而然从民间生长出来的。

我常常讲一个社会文化会到达某一个高度,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刊物来主导的,更不是一个政党就可以去左右的,它是点点滴滴非常琐碎的,可以是慢慢累积起来到达一个高度。如果有一个机缘到了,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文化高度就可以跟它对话。

南都周刊:在你的那段从政生涯中,是否曾试图把个人的文化抱负投入到政治身份的运用当中?

陈芳明:我正式回到台湾是1992年,担任民进党文宣部的主任。那个时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整个的变化不可能只是政治文化,如果文化不能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恐怕政治问题一定会很麻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民进党的时候,希望能够改造党的形象,它不可能是一个永远在街头运动的党,我想它能不能改造成一个有文化意图的党。

在1993年,我举办了民进党第一次所谓的文化会议,那大概也是民进党唯一的一次,我邀请了当时主管国民党文化政策的李瑞腾先生。我要他来的时候,他也吓一跳,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像民进党这样很意识形态的党,怎么可能会邀国民党去参加文化会议。那次座谈,我还跟李瑞腾有过一次辩论。那个辩论很小,但是交锋以后就知道两个人都很善辩,跟我接近的人慢慢了解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对各种思想我都能够接受,也愿意接触。

南都周刊:你以一个同时身兼过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文学批评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剧烈变动的背后,在台湾的文学体制延续下来的积极因素是什么?

陈芳明:台湾的文学奖有公正的地方,评审的过程是公开的。像大陆很多奖项的过程就不是这样的。这个和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是很开放的。而且我们台湾的文学奖每个县市都有,每个学校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比较大的文学奖,比如说台北文学奖,那些得奖者一定是在最为重要报纸里面得过奖,而且其实他们都已经是各个基层奖项的获得者,他可能是高雄的,可能是某一个学校的。所以这个是不断筛选的机制。参加评审的人要讲出道理,为什么投他,他的优点在哪。这就是一种博弈。每个评审会讲出我为什么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都要说出来。所以我想在台湾,一个新生代的作家诞生的时候,他是经过筛选才出来的。这个是台湾的文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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