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sibyl玥 原文地址:nytimes.com

最近,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不回家(On Not
Going Home)》的引人入胜的随笔。在随笔中,他回忆了他如何“向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Christopher Hitchens)询问如果他只剩下几星期的生命,他会去哪儿。(那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病情还远不严重。)他会留在美国吗?希钦斯告诉我:‘不,毫无疑问我会去英国的达特姆尔高原(Dartmoor)。’因为那是他的童年之乡。”

换而言之,是因为那片土地上有他未经加工的儿时经历;那些通过感性而非理性体验到的事物;那种在懵懂无知时感受到的世界之美;那些深藏在心间的、永不磨灭的、并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将他呼唤的画面和声响。

这个问题值得再问一遍:如果我只剩几周生命,我会去哪儿?世间的纷扰总会让我们分心或蒙蔽我们的双眼,而这是一个将其摆脱的好办法。我过会儿会回到这个问题。

伍德在英格兰长大,但后来又在美国居住了十八年。在他的随笔中,他探究了一种当代的无归属感——生活就像是一场无法终结的流放,但同时又毫无家庭的温存。

他将存在描述为“有着某种临时性的特征,即一种离去与回归可能永不停息的结构。”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代状态;也许这就是现代所处的状态。从这之中往往会产生焦虑。伍德并没有集中笔墨讨论他所说的“某种外人感”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但如果你深入研究那些忧郁的人,你通常能发现他们的苦恼在某种程度上和一种无法融入群体的感觉,一种对归宿的焦虑,即背井离乡之痛有关。

伍德这样描述自己在波士顿街区的日常所见:“枝繁叶茂的枫树、街道尽头枝条蓬乱的柳树、一辆陈旧的白色凯迪拉克,保险杆上贴着‘泰德·肯尼迪2(Ted Kennedy)杀的人比我枪杀的人多多了。’的标语,然后我感觉……没有感觉:我能辨识一些东西,但是我无法理解它们,我感受不到我与它们的实际关联,感受不到我与它们的过往经历,即使我已在这住了这么多年,即使我和它们仅是咫尺之遥。瞬间一阵恐慌占据了我的心房,然后我想: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的幼年是在南非度过的,然后我去到了英国,在那长大并接受教育。后来我成为了一名驻外记者,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最后在纽约安了家。我能理解这种“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恐慌。但是伍德和我不同,他并不想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他引用了一名移民局官员曾对他说过的话:“‘通常人们认为通过绿卡可以获得公民身份。’”然后伍德接着说道:“其实他是在委婉地说‘你想成为美国公民吗?’,说白了就是‘为什么你不想成为美国公民?’你能想象有人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这样说话吗?”

当然不能。不过正是因为美国这种骨子里的开放,同时也因为在美国犹太人的生活比英国作家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在《颤抖的以色列人(trembling Israelites)》中描述的生活更加惬意(这也与美国人的开放有关),我才成为了一名美国人并且选择在纽约安家。正是这个地方接纳了我。

但是这并不是与我羁绊最深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只剩几周生命,我会去哪儿?我会去南非的开普敦,去到达克斯伯里(Duxbury)的祖父家。在那里透过窗户,望过那考克湾(Kalk Bay)站旁的铁路线,我可以看到大海和好望角。我的童年弥漫着海水的咸味,松树的木香。而且,每当风从某个方向刮来,我还能闻到从钓鱼镇(Fish Hoek)的鱼类加工厂飘来的浓烈的鱼腥味。我会把一个小网挂在海边岩石间的潮水潭里,然后痴迷地望着那丝滑的潭水和水中颤动的生命。不同于南非东北部约翰尼斯堡(Johannesburg)的高原干热,祖父家的是厚重的湿热。当我们在午餐时间从海滩回来时,我们甚至都能听到热气砸在地面上的声音,在石头间回响,传遍每一个角落。餐桌被摆好,很快炸鱼——通常是肉质结实的岬羽鼬——被端上了餐桌,新鲜的就像会从面糊里蹦出来一样。夜晚,西蒙镇(Simon’s Town)灯光闪烁,像一条围绕在海角上的美丽项链。

这种幸福,亦名家。

伍德写道:“弗洛伊德的‘事后性3(afterwardness)’是一个好词。虽然我的用法会将它剥离出原本的语境,但我还是想借用一下。想着自己的家,想着自己离开家,想着不回家和再也不能回家,人就会感到一种‘事后性’的强烈感觉:如今一切已成定局,现在明白当时应该怎样做已是无用功。这或许能让人好受一点。”

是的,虽然感觉不如家中温暖,但是我们身边许多人都接纳了我们,我们并非一无所有。


注释:

1.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犹太裔美国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被誉为世界上最狷狂的知识分子与作家、当代最才华横溢的新闻媒体人,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记者、评论员。

2. 泰德·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美国律师、民主党参议员,被誉为美国近代最伟大的议员,见证了十位美国总统的任期。

3. 事后性:人在生活中遭受的创伤最初并不显现自身的意义,它被储存于无意识之中;只有在事过境迁之后,痛定思痛之时,创伤才被类似的情境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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