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黄浦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近年来，对“民国军阀”的评价，有一种日益正面的趋势。然不论军阀本人之操守如何，其割据性存在，实是民国之巨害，乃毋庸置疑之事。试以鸦片之流毒为例，作一管窥。
北洋时期，各地军阀为维持割据地位，必须养兵、扩军。巨额军费常使他们辖区内的财政入不敷出。军阀遂想方设法地从鸦片贸易中牟利。如唐继尧、龙云统治云南期间，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至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①
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还发明了所谓“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其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②
紧邻云南、四川的两广、两湖，因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不大，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③；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④
总的来说，除了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⑤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
通县销毁鸦片现场。
民国军阀混战，鸦片是极重要的导火索。1925年，时人评论，“这几年许多次的战争，固然说不到因为主义，并且还不配说是争兵权，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卖鸦片烟。”唐绍仪甚至说，“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⑥
他们的话虽有所夸张，但也同实际大体相符。如上所述，军阀以鸦片“创收”的途径有亲自种植与垄断商路，因此军阀之间围绕鸦片而起的战争，也有两种：
其一是对鸦片市场和产地的争夺。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指挥滇军入川，使四川成为云南鸦片的倾销地。后来四川本地军阀也鼓励农民广种鸦片，与云南鸦片产生竞争。出于对鸦片利益的争夺，爆发了1920年的川滇黔战争，滇军被驱逐出境。⑦
在赶走外军之后，川军内部也上演“鸦片战争”。先是刘湘、刘文辉与杨森、李家珏等为争夺川东鸦片产区开战，后来“二刘”反目，同样是为鸦片大动干戈。
其二是对鸦片集散地的争夺。贵州军阀袁祖铭驻守重庆时，设立禁烟稽查处，每担烟土征收60元特税。四川军阀刘湘如法炮制，搞了一个“禁运总处”，与袁祖铭争夺鸦片的过境税。1926年，刘湘将袁祖铭赶回了贵州。
袁祖铭统治的贵州也是重要的鸦片产地，其所产烟土主要由湘西入境湖南，而驻守在那里的蔡钜猷因与省长赵恒惕不和，遂截留鸦片税收。赵、蔡鸦片税收之争引起了1923年的“谭赵战争”。正如湘军将领方鼎英所说，“湖南许多次的混战，表面上双方都说得振振有词，实际上是因鸦片问题引起的。”⑧
鸦片是军阀命脉所系，一旦为人所掌控，就只能举手投降。因广西要仰仗滇、黔的过境鸦片才能征税，所以“不论新桂系与旧桂系，对于云南、贵州从来是不肯得罪的……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但事后总是广西方面先派代表到云南区修好。”1936年，以反蒋为目的的“两广事变”后，蒋介石禁止云南、贵州鸦片运入广西，使广西鸦片收入锐减。李宗仁与白崇禧只好同蒋妥协。⑨
由鸦片之一斑，当可知今人以“地方主义”、“地方自治”等种种概念，赋诸于民国地方军阀之身，以寻求所谓的思想资源，实不过是罔顾史实，缘木求鱼罢了。
注释
①张笑春：《近代云南的军阀统治与鸦片》，《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一期。②谢藻生：《苦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1963年，第140页。③⑥周宪文：《中国之烟祸及其救济策》，原载《东方杂志》1926年11月10日，转引自《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194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3页。④⑨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第20页、第23页。⑤⑦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第111、133页。⑧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谭赵战争与湘军入粤》，《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集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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