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香港的春风来得早,但在新界西北尚有点荒凉的田野上,这风依然凛冽。这些天我来这里看望一些耕种的年轻人,给他们在劳动之余讲讲文学和写诗,他们有的还在读大学,有的已经毕业了,但都选择在这里做农人,延续几年前在保育运动里种下的梦想。

写作与耕作很相似,而两者又都指向一个人在此世道下的生存态度,让你在其中学习安身立命的细节。这就是我把文学课带到农田上的原因。我带给青年农人两本诗集:《盖瑞·斯奈德诗选》和台湾诗人鸿鸿的《仁爱路犁田》,说来是巧合,这两本我正在看的书,与狩猎、犁田、保育这些人类最原初的劳动相关,两位诗人对待劳动与当代社会的态度,也都有回归本源、尊重自然、反抗掠夺的智勇,尽绽于笔端—这也正是我希望年轻的农人们能从自身劳动中发现和提炼的。

斯奈德是当今世上最传奇的诗人,但讲到他之前,我先讲爱尔兰著名诗人希尼的名作《挖掘》,那是希尼第一本诗集里的第一首诗,诗中他期许自己能以父亲及祖父挖掘农地的技巧和毅力去写诗。这个比拟深入人心,是传统世界观的读者与批评家都能理解的诗观,但是盖瑞·斯奈德在一首相似题材的《根》却写到:“挖掘/这松软的灰土/锄柄短/而白昼长/手指深插到土中搜寻/根,拔出来;仔细抚摩/根是强壮的。”这里诗人直接以自己的手代替锄铲这样的工具,以生命代替笔,去承认自然的强壮。

当盖瑞·斯奈德写到人类改造自然的时候(比如说“伐木”系列),他放弃了美国拓荒者的传统,强调的是自然的神秘与伟大,人必须顺应而进入、回归自然之力中,同时他又学习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在写狩猎系列的诗篇中着墨于一个“郊狼”的角色,它时而狡黠时而赤诚,对自然索取和给予都是幽默地完成,不是对立斗争也不是消极无为。

盖瑞·斯奈德是个哲人、樵夫、猎人和僧侣,但首先是个诗人,在《盖瑞·斯奈德诗选》里能读到很多以前未被译介的关于欲望的诗篇。正视欲望,也是自然的,以前我们过于把斯奈德想象为圣徒,但即使在无比景仰他、以他为原型写就的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里,斯奈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郊狼”一样的生存者。我特意拈出这一点,是想提醒理想青年们,欲望没必要回避,沦为清教徒的革命是可怕的,后者将以道德整肃想象力,继而否定生命的自由。

“学习花朵,轻快前进”—斯奈德写给孩子们的这句诗,长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也转赠给年轻农人们。从自然中,我们学习承担与隐忍之毅力,但更要学习解放。达摩流浪者背起背包,是为了放下现实更多的执念。而到了今天,这更演变成“快乐抗争”的理念,为新一代叛逆者与创造者奉行。这种“快乐抗争”的精神在港台青年写作者身上也很明显,鸿鸿的《仁爱路犁田》,面对台湾日益尖锐的全球化影响、本土农业重伤、发展至上霸权这些香港与大陆也面临的问题时,有了幽默与温柔,而且一再张扬爱情,毕竟快乐、爱和美是我们反抗恶的最大武器。

就像鸿鸿引用在封底的两句诗所示:“值得惊讶的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人的双脚可以稳稳站在地上。”真正能慰籍心灵的是踏实的劳动,真正能拯救劳动者的也只有劳动。诗集点题诗《仁爱路犁田—记老农第12度北上诉愿》是一首关于抗争失败的诗,就像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样,失败是常态,但失败带给我们什么呢?“当车流重新启动,陌生的路人扶起仆倒的骑士,大地扶起仆倒的老农。水流往该去的地方。田土继续呼吸。生命继续乱窜。”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老人与海”寓言,战机和金钱可以击垮一个站立在土地上的人,但不能打败与土地相连的生命。因为生命始终在种植、耕作、轮回,与只知道消耗与捣腾的投机资本不一样,前者更接近宇宙生息之道。

道是什么?此刻最符合田野上听我讲诗的农人们的答案—道就是忠实于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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