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会在后天成为价值投资者，而有些人也许天生就是。
就以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为例吧。他是巴菲特的导师，代表作有《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和《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格雷厄姆寡居的母亲是个小投机者，在“1907年大恐慌”(Panic of 1907)中赔得一干二 。当时格雷厄姆年仅13岁。
格雷厄姆永远也忘不了童年那个“耻辱”时刻：母亲让他到银行去兑现支票，而银行柜员问经理，格雷厄姆夫人是否“值五美元”？
成年后，格雷厄姆青睐遭到投资者普遍唾弃的公司。用他喜欢的话说，这些公司的股票“死掉比活着更有价值”。在几十年的投资生涯中，格雷厄姆的收益遥遥领先于大盘。
再来看看已故投资大师约翰·邓普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邓普顿的父亲是田纳西州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乡村律师，也是一名投机者，做棉花期货交易。有一天，他回家告诉年幼的儿子们：“孩子们，我们赔光了；我们破产了。”邓普顿靠打零工挣钱，艰难读完大学和研究生。
1939年，27岁的邓普顿拿出100美元，让经纪人给他买进所有股价不超过1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在四年时间里，他的投资翻了两番。
邓普顿曾说：“人们总问我哪儿的（投资）前景好，其实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法是，哪儿前景最悲惨？”
格雷厄姆和邓普顿青睐便宜的“价值”股，而不是波动迅猛的“成长”股，这也许是由他们的经历所决定的。但这种偏好也有可能源自他们的基因。
2010年，著名价值投资者塞思·克拉曼(Seth Klarman)在美国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发表演讲时说，对果蝇的研究显示，多数果蝇会涌向有光的地方──但有极少数果蝇似乎在基因的驱使下喜欢避光。
克拉曼调侃地称这些果蝇为“微型的逆向投资者”，它们是昆虫界的“深度价值投资者”。克拉曼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对冲基金Baupost Group总裁，管理着260亿美元资产。
他接着说，他推测多数人也许拥有一种“显性基因”，喜欢追逐走势火爆、炒得过热的资产，只有少数人拥有“隐性价值基因”，这种基因决定了他们能耐下心来，优先选择一切遭到重创、无人问津的资产。
克拉曼前不久告诉我，现在他仍持同样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