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丫丫丫 原文地址:newyorker.com

本文协作译者:junling狮虎山小喵喵欢喜喜喜VeraSemilydxc 

从药物到瑜伽,斯科特·施托塞尔几乎试过了每一种治疗方案来对付他的焦虑症。没啥管用过。(插图 米盖尔·加利亚多)

人们不常通过写书来自我治疗,但《我的焦虑时代》(科诺夫出版社)正是这样一个康复的尝试——作者是一位现代精神病疗法对其束手无策的患者。他的名字叫斯科特·施托塞尔,一位成功的记者(现任《大西洋》杂志的编辑),四十几岁;他的一生都为急性焦虑症所困扰。当他是个小孩时,患过可怕的分离焦虑症;长大后,得过各种恐怖症:怕在大庭广众之前讲话,怕乘飞机,怕眩晕,怕高,怕封闭的空间,细菌,呕吐,还有芝士。很多人都反感这些东西(芝士除外),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竭力避免这种种状况就会没事了。然而,即使是面临着上述境况的可能性,比如:要乘机旅行、或者有要作报告的计划、有时甚至是要有一场壁球比赛、亦或是要开办公室会议,施托塞尔都会有惊恐发作时的所有症状:失眠、出汗、眩晕、胃痛、腹泻。一个不眼熟的粉刺能叫他陷入坐上无底溜槽的恐惧。而在自己的婚礼上,他几乎昏了过去。

施托塞尔自十岁起就一直接受治疗,吃了整整一柜子的精神药品:氯丙嗪、苯乙肼、百忧解、帕罗西汀、舍曲林、安非他酮、安定、利眠宁、阿普唑仑、氯硝西泮、还有十数种——还不算酒精。有几种药和“鸡尾酒疗法”也曾缓解过他的症状,可惜好景不长。他的现任治疗师鼓励他写这本书,作者说,自己是满怀希望接受这个建议的,试图“通过掘入我的焦虑症……来掘出一条出路来”。

《我的焦虑时代》不是一本回忆录。作者向我们讲诉了他的父母、婚姻和孩子,不过都是那些跟他称之为“焦虑之‘谜’”相关的事宜,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有名的论调。书中关于作者自身的描述也是这样。他只是作为一个患者出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学术性地探究焦虑的来由,还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讲诉相关医学知识的现状。该书充满智慧、十分有趣、遣词造句颇为讲究;然而,焦虑的主题却显得一团糟;有意或无意,本书再恰当不过地体现了主题。

这书也不是来揭开谜底的,不过,这可不是施托塞尔的错。是因为,他所罹患的焦虑压根就不是谜,是疾病。所以,也没什么要解谜,除了医学方面。其实,作者也不想要这么认为,他倒是有一个危险的念头:焦虑是形而上的。他说:“尝试着克服和明白焦虑,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努力解决和理解人类的境况。”

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声明,不过,那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它可能是说:人类是在意未来的生物,因此“人类”这个物种期盼好的结果,同时担心恶果。这大致是存在主义观点。萨特认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采取行动,在了解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焦虑。到头来,却找不到任何东西来做我们的抉择的后盾,包括我们生于其中的伦理道德;也没有什么保证你的抉择会是正确的。大概,猫和狗是不会了解这感觉的。焦虑是人类自由的价格标签。

人的一切都是以焦虑为中心的,这一想法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精神世界是以心理冲突为特征的,而焦虑就是其症状。这是精神分析的大致看法。1917年(而不是施托塞尔说的1933年),弗洛伊德提出:焦虑是个“谜”,其解决方案注定要通过探照我们精神世界而得。焦虑是所有神经症的共同特征。感到焦虑是人们寻求心理帮助的根源。而这也是一个信号:我们的无意识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如弗洛伊德1917年所说)自我压抑着欲望的冲动。我们没有意识到冲动本身——不知道有一个被压制了的欲望——却知道焦虑的存在。这样,试图去理解内心的翻云覆雨,正是关键所在。

焦虑也在其他人类状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神学来讲,焦虑一直以来都跟良心、内疚、原罪有关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把焦虑叫做“人无法避免的精神状态”。进化心理学常把焦虑解释为“战或逃”的本能反应,由危险的出现而激发。这种本能反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为了某些机制的建立,如果缺乏该机制,就会跌落悬崖或者被乳齿象压碎;因为他们的机体没能为了自身的存活而发出危险的警告。另外,一些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学校里,焦虑是解释为对压力和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它是对非自然状况的自然应答。这就是我们如何知道这世界正走向末路。

这是尝试理解焦虑的人所面临的研究现状。然而,他的选择却只能是唯一的。存在主义者的焦虑、心理分析师的焦虑、神学家的焦虑、社会学家的焦虑和进化心理学家的焦虑,五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彼此冲突。倘若焦虑作为现代生活的产物存在,那么它便不是无意识的。如果是无意识的,那么它就不是自由本性相关意识的标志。焦虑不可能同时是既是完全有意识的,又是彻底无意识的;既是受社会绝对框限的,又是冥冥中与生俱来的。只能说,在我们所居处的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会体验的某种情绪在关涉人类生活的多种理论中影响甚笃。

焦虑这个词本身是个万金油,人们会形容自己激动、紧张、忐忑、局促、压抑、困惑、担忧、惶恐、怕得要命、胃部不适、感觉像要死了一样。这其中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是焦虑的表现形式之一,可它们又是截然不同的情感状态。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都能让我们感到激动。大脑的感应状况或许是相似的,然而,因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站上领奖台和芝士恐惧症引发的焦虑却看似没什么共性。

另一使状况愈加令人困惑的理由在于,焦虑与抑郁在临床上很难区分。印象中,焦虑的人亢奋而过激,抑郁的人则是迟钝而冷漠。但是,抑郁也可以被视为就可感知的或臆想的某种威胁的反应,而焦虑也能借助“百忧解”、“郁复伸”之类的抗抑郁药物得以缓解。从医学角度看,焦虑和抑郁似乎是由相同的底层神经系统诱发(或导致)的两种相互关联的症状群。所以,忧郁、悲伤、失意、厌世、性欲的减退、自杀的念头和其他一系列同抑郁相关的症状,比如愤怒、急躁,可能都属于焦虑。

这就给施托塞尔分门别类提供了诸多选项。他是个诚恳的向导。他尽力地仔细忖度一种看似普遍(尽管那些来不发达国家中的人看似不太焦虑)的情绪中蕴藏的哲学、科学甚至人类学含义,这种普遍情绪曾吸引了从亚里士多德到罗伯特·伯顿(17世纪作家,著有《忧郁的解剖》)、克尔凯郭尔、威廉·詹姆斯等一系列作家。最令人称赞的是,对待他所检视的理论和方法,施托塞尔一般持不可知态度。他看到了万事万物中的一切可能。

他的科学研究比知识史研究出色。作为病人,施托塞尔在医学研究和精神病治疗领域游刃有余,对该书的研究肯定是他力图调和诸多矛盾的专家意见的方式。因为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花耗在于现代精神病学赌盘中流转。把他称为受害者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他内心里却一直颇感不幸,身为一个高水平的神经病患者,却没有恰当的治疗方法。然而,他的故事堪称窥看该领域疯狂历史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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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焦虑演变成时下如此内涵丰富的词汇,那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施托塞尔著作的标题是就威斯坦·休·奥登1947年发表的长诗——《焦虑时代》的回响。奥登本人将这首诗称作“一曲巴洛克式的牧歌”,厚重而难懂。他的编辑艾伦·雅各布斯称,这部诗作是“读者寥寥而饶富盛名的作品,或是饶富盛名而读者寥寥的作品”。

诚然,《焦虑时代》这个题目着实击中了要害。1948年,该书荣膺普利策诗歌奖;1949年,雷昂纳德·伯恩斯坦基据此创作了一部交响乐;1950年,杰罗姆·罗宾斯又根据该交响乐编排了一部芭蕾舞剧。《焦虑时代》几次再版,每位读者都认为奥登呈现了战后时期的历史。

奥登所使用的焦虑概念,并非来自弗洛伊德的定义,而是来自克尔凯郭尔。如同历史学家乔治·考特金在《存在主义的美国》中所展现的,克尔凯郭尔对战后美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战后初期,其影响力远超萨特。1936年至1944年间,出现了大约20卷克尔凯郭尔著作的英译本,这一卷帙浩繁的巨大工程由费城圣公会牧师沃尔特·劳里监制,他在64岁高龄时曾为了阅读克尔凯郭尔写作的原版书籍而学习了丹麦语。

各种人都痴迷克尔凯郭尔。前共产主义者、曾以间谍罪控告阿尔杰·希斯的惠特克·钱伯斯就是一个克尔凯郭尔迷,还有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巴尼特·纽曼和马克·罗斯科。1949年,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在《重大核心:自由的政治学》中提及克尔凯郭尔对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看法和判断。在保罗·蒂利希1952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存在的勇气》一书中,克尔凯郭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蒂利希写道:“现在才把我们的时代叫作‘焦虑时代’几近老生常谈了。”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焦虑是一种眩晕,他称之为“自由的眩晕”,它关涉对人的限制和人有罪性的认知,是通往信仰上帝之路的一个阶段。这与无神论者弗洛伊德的看法相去甚远。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克尔凯郭尔同弗洛伊德的焦虑观念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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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美国不抱好感,但希特勒政权崛起,迫使欧洲大陆的精神分析学家流亡海外,大部分最终定居伦敦和纽约两地。(弗洛伊德险些没能逃离纳粹魔爪。1938年,女儿安娜遭盖世太保审查,他随后才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而其四个姊妹都死于集中营。)这些流亡他乡的学者,包括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埃里希·弗洛姆、海因兹·哈特曼、卡伦·霍妮、海因兹·科赫特、奥托·费尼切尔【1】,都在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体系里或多或少地沿袭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正统之于弗洛伊德十分重要:他对不受管束的学派门徒一向扫地出门。)他们很快适应了新大陆;又能与旧大陆的权威学派保持一致,同时,美国本土的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吸收并融入了他们的研究思想。

美国大部分执业精神病医师都并非精神分析学者,但都会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假设。1952年出版的第一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完全是精神分析学作品,而精神分析法也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医学院里精神病学的教学内容,而焦虑是其核心概念。《手册》里称焦虑为所有神经官能症的“主要特征”。

克尔凯郭尔思想的风行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地位催生了一个概念上的结合。上世纪40年代末,精神病学界开始将两者关联起来。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发表了《焦虑的意义》,书中他将精神分析研究和克尔凯郭尔及其他哲学家的理论联系起来。

梅的观念与弗洛伊德有所不同,其中一点也为战后美国几乎所有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从业者所赞同,那就是神经官能症会因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弗洛伊德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极其讨厌社会变革可以让人更快乐这一观点,这种态度也是其著作《文明与缺憾》的叙述宗旨。

但让人更快乐却是美利坚的宗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想要在这儿获得广泛认可,就必须得将人们的情绪障碍和他们的境遇挂钩。20世纪是一场梦魇,(梅罗列出)毒气室、原子弹、上帝之死、成功的压力、专制极权的威胁以及不再推崇理性,如此种种,信手拈来。焦虑于是成为一个终极概念,是现代生活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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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由外部环境造成,与细菌和病毒带来疾病一样,并非是内在矛盾的表征,那这样的论点对一个即将腾飞的产业繁荣来说非常重要,那就是:大型制药业。施托塞尔有过生动叙述:捷克斯洛伐克新移民弗兰克·博尔格是如何偶然发现了一种化学药品甲苯丙醇(美芬辛),可以松弛肌肉。于是一家名为卡特的公司又是如何开始人工合成甲苯丙醇,制作成一种叫做“眠尔通”的抗焦虑药品出售,“眠而通”成为了第一个重磅畅销药品。“眠而通”又衍生出了“甲丁双脲”,此后在60年代,又出现了“烦宁安定”和“利眠宁”,全部销量惊人。它们是那个时代的百忧解和百可舒。【2】

这些药品作为镇定剂最初主要针对自闭症人群,以帮助他们跟上快车道上的紧张生活和特殊需求。在眠而通上市前后,匈牙利籍加拿大移民学者汉斯·塞利发明了“应激源”一词(“压力”一词也是此前经他发明的)【3】。1956年,他出版了《生活的压力》一书,在诸多新发现里公布了这样一条重要消息:压力不仅仅是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产生的应激反应,对好事也会产生。他解释说:“应激机制,跟其他自然机制一样,人类对事情好坏的判定对它不造成任何影响。” 获得大幅晋升和被炒鱿鱼带来的心理压力是一样的。你该吃药了!

如此一来,似乎弗洛伊德理论应该落伍了。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没人注意到:如果用药有效,即是说情绪障碍有神经化学的成因,那么焦虑也许就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起源于类似阉割恐怖这样的事情。假使焦虑是一种神经性质的障碍,与脑部胺类物质有关,那耗费经年,躺在诊疗沙发上将前晚梦境进行自由联想,可能就完全毫无意义,吃片药就能除一切苦了嘛!

196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希尔德克劳特发表了论文《情感性精神障碍的儿茶酚胺假说》,提出针对抑郁症的生物胺理论,至此,生化学派才终于为人所认知。但即便如此,一直到1980年第三版《手册》出版,弗洛伊德理论才终于不再是美国精神病学界的核心理论。谈话疗法并未终结,大家还是喜欢聊聊遇到的问题,有的人倾诉之后感觉总归好些。但医学上,谈话疗法已经退居神经药理学之后了。它已不再具有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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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激动人心,但也不算特别愉快。施托塞尔不仅是该书作者,同时也作为心理病患而成为了这段历史的继承者。自他10岁起,他就开始看心理医生,他的第一个心理医生受的是弗洛依德理论的训练,施托塞尔称之为L医生。L医生并不反对药物治疗,但是他对压抑心理、俄狄普斯情结和类似的心理学深信不疑。他对施托塞尔进行了罗夏克墨迹测验【4】,并让施托塞尔进行自由联想【5】,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其问题的潜意识根源。稍后,他又尝试了催眠术、二指疗法【6】、内在小孩疗法、能量系统疗法及内在家庭系统疗法。施托塞尔说:“我作为受益者,或者也许是受害者,经历了心理治疗和药物心理治疗的几乎所有流行疗法。”

施托塞尔2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开始了一项新疗法,最终导致了他们婚姻的破裂。L医生将施托塞尔的父亲当做一名心理病患,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甚至在施托塞尔的诊疗中聊他的父亲(L医生还与妻子一道对施托塞尔的父母进行婚姻治疗)。施父是一个酗酒且感情淡漠的人,却在不到二年内成功“治愈”——这让施托塞尔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弟弟在速成班里刚刚超过的小学生”。

在25岁以后,施托塞尔更换了心理医生。他现在接受W医生的治疗,W医生是一位人文存在主义【7】的奉行者,罗洛·梅是该学说的开创者之一。情绪障碍的治疗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导致焦虑与压抑的因素中,患者自身原因占多大比重。如果这种情绪障碍是由于神经化学物质紊乱引起,那么病人关于其问题的描述可能仅仅是情绪引发的内容。如果你可以让那些情绪消失,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那些描述并非完全由情绪编造出来的。施托塞尔解释说,W医生假设,尽管芝士及呕吐并非性命攸关,引起焦虑的表象下还是隐藏着情感伤痛或心理创伤事件。就像施托塞尔所言:焦虑产自于“试图解决基本生存困境的努力宣告失败”。治疗的目的在于通过回忆产生创伤时的情况,来正确定义那些困境。

W医生对心理失常的生物学解释(比如基因导致的心理失常)及化学疗法(就是药物治疗)有所怀疑,但是他会让自己的病人通过药物和其他方式进行治疗。施托塞尔似乎用遍了世上几乎所有的治疗方式,除了电休克疗法。他不仅接受了L医生之前使用的疗法,还尝试了家庭疗法、集体心理疗法(类似小组讨论等)、认知行为疗法、理性情绪疗法【8】、接受与承诺疗法、冥想、角色扮演、内在感受袒露疗法、支持表达疗法、心理健康自助手册、推拿按摩疗法、祈祷、针灸疗法、瑜伽和斯多葛哲学的学习。现在,他正在写书。

这些尝试的效果如何?施托塞尔在撰写药物相关章节时的描述可以作为其说明:“很多个夜里,我都是以咖啡因和尼古丁充斥的时光开始的,借此将自己从麻木和无望中抽离出来——结果只是矫枉过正,陷入焦灼的惶然颤栗之中。思绪翻腾、双手颤抖的时候,我会用一片克诺平或者也许是赞安诺【9】试图平复自己,再用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是一杯又一杯)来度过夜晚。这并不健康。” 这些描述算是轻描淡写了。

焦虑不同于抑郁症的一点在于:焦虑患者通常并没有功能上的失调问题。美国小说家威廉·史泰隆在被诊断为抑郁时无法写出《看得到的黑暗》;另一位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克服了自己抑郁症后,成功写出了杰作《忧郁》一书。尽管施托塞尔的精神紊乱肯定会令整个过程十分痛苦,但是他在撰写《我的焦虑时代》时焦虑却并没有缓解。

无论是否与焦虑的正面效果有所关联——其令思想集中,同时做好身体上的准备(在极端案例中甚至排泄粪便)——有很多成功者,像是施托塞尔都能顺利的解决自身严重的恐慌和精神紊乱症状。他提到了很多这样的人,查尔斯·达尔文也曾经历过社会性焦虑,令他经常无法离开房子。饰演过哈姆雷特的劳伦斯·奥利弗和《诺丁山》中的休·格兰特都有怯场的问题(格兰特曾不止一次提过要停演的事情)。英国巨星理查德·伯顿无法忍受待在有蜂蜜的房间里。歌手琼·贝兹和记者马特·劳尔都有呕吐恐惧症:他们都跟施托塞尔一样有对呕吐的恐惧反应。在另一方面,NBA传奇球星比尔·拉塞尔作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明星中锋,同时又是职业体育时代的主导球星之一,他在每次赛前几乎都会呕吐。在他不这么做的晚上,他的队友们反而会担心比赛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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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十分神秘,有些人似乎从未有过。我们钦佩这些人的勇气,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天生幸运。其他有些人有广场恐惧症(害怕公共场合),但在战斗中却勇气十足。我们大多有轻微的表演和社交焦虑,但一旦面对麦克风,或者意识到聚会上的陌生人跟我们一样兴趣索然时,焦虑就会立刻消失。我们的大脑抑制了皮质醇(跟“战斗还是逃跑”反射相联系的应激激素)和其它令我们感觉焦虑的化学物质的释放。我们已经将焦虑这类的情绪从心灵深处驱除一空。我们活在当下并且拥有控制能力。我们感觉良好——或者,至少,我们不会再觉得生不如死。

在平时的生活中,焦虑都有其特定内容。并非仅仅出于心理上的躯体反射。比尔·拉塞尔的焦虑让我们了解到他本来不为我们所知的方面。焦虑还让我们知道他对谋生所做的事有什么感受。像拉塞尔这种焦虑,是由对现在或者将来的境遇的显意识思考所引发。是惧怕公开与那些专爱让他人失败却又有这方面能力的人对抗,这种恐惧就像是身处风雨飘摇的飞机上,或是床下有只怪物。其可怕是由于它们充满危险——从小处讲是对我们的自我意识,往大里说则是对我们可能遇到的生存威胁。焦虑是对生物体的保护。怪物在床底下的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从谈话疗法或者认知行为疗法中得到帮助,这些疗法通过教会患者作用机制,来控制制造焦虑的思想惯性。

《倾听百忧解》的作者彼得·克莱默将患有急性焦虑失常的患者脑部活动称为“开关卡住”问题。大脑无法停止应激激素的释放指令,身体一直在排放应激激素。危险是,激素的制造量过剩最终将损坏大脑,所以,正如克莱默所说,“暂时的创伤变成了永久的”。所罗门引用曾就职于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罗伯特的话:“如果你发作的次数太多,它将使你身体的生化过程恶化,并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许多治疗师仍然在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寻找。如果发作已经是自动进行的了,担心最初引发发作的应激源又有什么用呢?那也太晚了。”施托塞尔说他对大脑受到的伤害表示担忧。似乎对此的忧虑才是合理的。

“说我的焦虑引发原因可以具体到杏仁核中的离子”——杏仁核是“战斗或逃跑”反射中枢——“就跟说我的性格或者说灵魂可以被还原为组成大脑的分子,或者是制造它们的基因中去的两种说法一样存在局限,”施托塞尔写道。他坚信W医生的说法,与那些并不相信情绪失调症可以医学治疗的很多人看法一致。尽管如此,施托塞尔在他书的结尾,将自身问题作为案例提出,并表示是究于根源深处的遗传基因所导致。他历数家庭成员,除了他的愤怒又感情疏离的父亲以及对他过度保护的母亲,许多亲戚都存在着临床水平的焦虑和抑郁,包括他的一位曾祖父(外曾祖父),哈佛大学院长,后来为慢性抑郁症所累进进出出麦克莱恩医院。有时候这仅仅是生物学问题。

但是(回到人类条件的情况)作为人类是要适应我们的生物特征。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足够幸运:进化的自然选择给了我们思想,思想又使我们从生物决定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如果由得我们选择,可以把基因资产放进积极账户。对基因的亏缺,有时候我们也必须得试着如此对待。这样做的人将是勇敢而令人钦佩的。


【译注】

  • 1.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美国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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